崔鴻（北魏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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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鴻（北魏史學家） 崔鴻（478~525年），字彥鸞，東清河郡鄃縣（今山東省夏津縣）人。北魏大臣、史學家，長廣太守崔靈延之孫，梁郡太守崔敬友之子。
出身清河崔氏烏水房，少好讀書，博綜經史。歷任兵部郎中、司徒左長史，奉命參修國史，撰寫孝文帝和宣武帝世宗《起居注》，遷前將軍。
孝昌初年（525年），拜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卒於任上，追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目錄
人物生平
崔鴻，崔光之弟崔敬友之子，世居東清河郡（今夏津縣白馬湖鎮）。太和末年，為彭城王（元勰）國左常侍。景明中，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典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中，轉尚書都兵郎中。永平初年，為鎮南將軍（邢巒）行台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延昌末，加中堅將軍，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元雍）友、司徒長史。正光初，加前將軍。撰高祖世宗《起居注》。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著作有《十六國春秋》一百零二卷。
秉性耿介，遇事直陳，為同僚所欽服。主張為官求才，不拘一格。延昌二年（513年），大考百官，乘機向朝廷建議對「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崔鴻聰明好學，少時就有著述。景明元年（500歲年）開始，於公務之暇搜集整理舊史資料。正始元年（504年），着手編纂《十六國春秋》，歷時三載撰寫《十六國春秋》95卷。收集到成漢國的史料，補充成一百卷。唯恐書中內容有悖朝廷之處，故未敢刊印。孝莊帝永安元年（528年），其子崔子元將其父所撰《十六國春秋》，繕寫一本，奏獻朝廷，藏於史館。後因世事滄桑，原本失沒，今有清朝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傳世。
人物作品
其先人仕南燕和劉宋，伯父崔光是著名史學家，仕北魏，官至太子少傅、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鑲著作，曾參與撰修北魏國書。崔鴻「弱冠便有著述志」，他的志向就是要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統的記述十六國歷史的著作。他認為自從西晉「八王之亂」以後，雖然「所在稱兵，競自尊樹」，但「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他們雖然都是少數民族所建的政權，但他們是這一時代的政治代表和象徵，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總結這一時代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乘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此外，雖然十六國各有國書，記載本國史事，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亟需加以「審正不同，定為一書」，編撰出一部記錄這一時代的全史。
從景明元年（500年）開始，崔鴻便開始搜集十六國的舊史及其他資料。由於當時北魏剛遷都洛陽不久，各種書籍「率多分散」，他不得不「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做到詳細占有材料。為了抄錄、搜集史料，他幾乎竭盡了家產和俸祿，有時甚至沒有買紙的錢，可見他是在生活清苦的情況下從事著述的。
到正始三年（506年），《十六國春秋》初稿已基本完成，但為了撰寫最後的5卷「蜀錄」，他四處訪購常璩所撰記載蜀國歷史的《蜀書》，但久求不得，為此他又一直耐心等待了近20年，直到得到此書，才補寫了最後5卷。由此也可見作者著述之嚴謹。這樣，直到正光三年（522年），《十六國春秋》才最後完成。 正光五年（524年），崔鴻伯父崔光病危。崔光掌修北魏國史多年，但他認為本朝歷史不是本朝人所能修成的，史官只需記錄時事，編著卷目，便算盡責了。所以直到他臨終前，魏史仍「闕略尤多」。崔光把修撰國史的希望寄託於崔鴻，對鴻表示「群才非君莫可」，並向孝明帝推薦了崔鴻。
正光五年（524年），崔鴻受詔撰修國史，可惜他不幸染病，第二年便病逝了。死時崔鴻年僅48歲。
作品評價
崔鴻是第一個為少數民族政權寫史的人。他把十六國時期當作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把少數民族政權的歷史提高到正史地位，並為此傾注了畢生心血，他的《十六國春秋》，不僅有寶貴的史料價值，而且在史學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開日後北魏史、遼金史、元史、清史之先河，是中國古代民族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象徵。
北魏崔鴻所著的《十六國春秋》，是研究十六國史的重要文獻。看到《十六國春秋》，是明萬曆年間出現的殘本。《十六國春秋》散佚的時間，清代學者多有猜測。王鳴盛認為，「蓋當五代及宋初而亡。」錢大昕認為，「宋人已無見此書者。」然王、錢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證。其實，《十六國春秋》於宋時仍存。如北宋初編成的大型類書《太平御覽》，即是抄錄《十六國春秋》最多的一部類書。北宋中後期司馬光編就的史學名著《資治通鑑》，亦大量抄錄了《十六國春秋》的史料。在南宋還是可以找到《十六國春秋》存在的痕跡。如南宋初孔傳的《東家雜記》提到，他讀過《十六國春秋》。號稱宋代四部目錄書之一的《遂初堂書目》著錄有《十六國春秋》。甚至明中期學者楊升庵也看到過《十六國春秋》，這比此後萬曆年間出現的《十六國春秋》殘本要早。這說明到明中期，《十六國春秋》仍存在。
《十六國春秋》是北魏崔鴻所撰的一部記述自西晉滅亡至北魏統一北方前，北方十六個政權興亡歷史的斷代史。魏晉南北朝時代是個動亂的時代，而對於史學，卻是個發展的時代。這一時期，「正史」名稱開始出現，並且在圖書分類中，「史部目錄」正式形成，使得史學由作為經學的附庸上升為同經學並立的獨立科目，並且確立了僅次於經學的重要地位。可以說，前承秦漢大一統之餘緒，後啟隋唐盛世之端倪的魏晉南北朝，在史學的進展上，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史書記載
《北史列傳第三十二》
崔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
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概，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征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皓、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