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和小雁塔是谁建的?
大雁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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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塔和小雁塔是谁建的?最近大雁塔裸女事件传的沸沸扬扬,那大家知道大雁塔和小雁塔是谁建的?
大雁塔位于和平门外4公里的慈恩寺内,相传唐代永徽3年。赴印度取经的玄奘法师。奏请在寺内建塔,用于存放他自印度带回来的经籍。这座塔初名为经塔。[1]
后世人称它为大雁塔,此塔巍峨挺拔,引起世人的赞叹。这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大雁塔,成为古城西安独具风格的标志。大雁塔初建时只有5层,高60米,是仿照西域佛塔形式建的。后经多次修葺至今塔高64米,共7层,底边各长25米。
大雁塔是中国楼阁式砖塔的优秀典型。
大雁塔是楼阁式砖塔,其特点是:砖结构体现出木结构的斗拱风格。砖墙上显出“棱柱”来,可以明显分出墙壁开间。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建筑艺术形式。大雁塔塔身高大,结构坚固,外观庄严、朴实、大方,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塔身用砖砌成,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长安风貌尽收眼底。塔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塔南门两侧的砖龛内,嵌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石碑。唐末以后,寺院屡道兵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唐三藏——玄奘,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教宗派。寺内的大雁塔又是他亲自督造的。所以大慈恩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寺门内,钟、鼓楼东西对峙。钟、鼓是寺院的号令,俗有“晨钟暮鼓”之说。东侧钟楼内悬吊明代铁钟一口,重三万斤,高三米多。唐代学子,考中进士后到慈恩塔下题名,谓之“雁塔题名”,后沿袭成习。唐代画家吴道子、王维等曾为慈恩寺作过不少壁画,惜早已湮没。但在大雁塔下四门洞的石门楣、门框上,却保留着精美的唐代线刻画。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尤为珍贵。
大雁塔东南侧,有和尚墓塔群。其中六座是清代建造的。大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殿内有三身佛、菩萨和罗汉泥塑像。是礼佛诵经之所。法堂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堂内有阿弥陀佛铜像。今日的慈思寺是明代以来的规模,而寺内的殿堂则是清代末年的建筑。现在大雁塔经过修复,古塔雄伟,寺殿香火缭绕,庭院鲜花争艳,是一处特别吸引国内外游人的游览胜地。
大雁塔的底层南门两侧,镶嵌两块石碑,一块“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在贞观廿二年(648)。为玄奘所译诸经作的总序。另一块“大唐三藏圣教序论”是唐高宗为“圣教序”所作的纪文,此二碑是研究唐代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重要文物。尤其是塔的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更是研究唐代建筑的珍贵资料。
小雁塔
小雁塔在西安市友谊路南侧的荐福寺内,与大雁塔东西相向,成为唐代古都长安保留至今的两处重要标志。因规模小于大雁塔,修建时间较晚,故称小雁塔。
荐福寺原建于唐长安城开化坊内,是唐太宗之女襄城公主的旧宅。睿宗文明元年(684年)皇室戚为高宗荐福而建寺。名献福寺,天授元年(690年)改为荐福寺,是唐长安城中的着名寺院。唐代名僧义诤在荐福寺译经,共译56部,撰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对研究中印文化交流极有价值。
现寺内存有的小雁塔,为密檐式方形砖构建筑,初为15层高约46米。塔基边长11米,塔身每层叠涩出檐,南北面名辟一门。塔身从下至下逐层递减内收,愈上愈促,秀丽玲珑,别具风格。门框为青石彻成,塔身内部为空筒式结构,设木构楼层,有木梯盘旋而上。明清两代因屡经地震,塔身中裂,塔顶残毁,仅存13层。今寺内还保存一口重万余公斤的金代明昌三年(1192年)铸的巨大铁钟,钟声宏亮,是誉为关中八景之一的“雁塔晨钟”。
在漫长的岁月中,小雁塔还有一段“神合”的历史!公元1487年,陕西发生了6级大地震,把小雁塔中间从上到下震裂了一条一尺多宽的缝。然而时隔34年,在1521年又一次大地震中,裂缝在一夜之间又合拢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便把小雁塔的合拢叫“神合”。
1555年9月,一位名叫王鹤的小京官回乡途中夜宿小雁塔。听了目睹过这次“神合”的堪广和尚讲的这一段奇事后,惊异万分,把这段史料刻在小雁塔北门楣上。建国后修复小雁塔时,才发现它不是“神合”,而是“人合”。原来古代工匠根据西安地质情况特地将塔基用夯土筑成一个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均匀分散,这样小雁塔就象一个“不倒翁”一样,虽历经70余次地震,仍巍然屹立。这不能不令人叹服我国古代能工巧匠建筑技艺的高超!
义净法师: 如同慈恩寺与玄奘关系密切一样,荐福寺则使人想起唐代另一位高僧义净。义净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公元671年,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 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11年,又游 学印度各地,经历30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回到祖 国,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义净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怫经译场,共译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 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 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