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箏
| 《夜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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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夜箏》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夜箏》[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若要把白居易《琵琶行》裁剪為四句一首的絕句，實在叫人無從下手。但是，《琵琶行》作者的這一首《夜箏》詩，無疑提供了一個很精妙的縮本。
「紫袖」、「紅弦」，分別是彈箏人與箏的代稱。以「紫袖」代彈者，與以「皓齒」代歌者、「細腰」代舞者（李賀《將進酒》：「皓齒歌，細腰舞。」）一樣，選詞造語十分工整。「紫袖紅弦」不但暗示出彈箏者的樂妓身份，也描寫出其修飾的美好，女子彈箏的形象宛如畫出。「明月」點「夜」。「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倘如「舉酒欲飲無管弦」，那是不免「醉不成飲」的。讀者可以由此聯想到潯陽江頭那個明月之夜的情景。
次句寫到彈箏。連用了兩個「自」字，這並不等於說獨處（詩題一作「聽夜箏」），而是旁若無人的意思。它寫出彈箏者已全神傾注於箏樂的情態。「自彈」，是信手彈來，「低眉信手續續彈」，得心應手；「自感」，彈奏者完全沉浸在樂曲之中。唯有「自感」，才能感人。「自彈自感」把演奏者靈感到來的一種精神狀態寫得惟妙惟肖。舊時樂妓大多都有一本心酸史，詩中的箏人雖未能像琵琶女那樣斂容自陳一番，僅「闇低容」（闇：àn，黯淡）三字，已能使讀者想象無窮。
音樂之美本在於聲，可詩中對箏樂除一個籠統的「彈」字幾乎沒有正面描寫，接下去卻集中筆力，寫出一個無聲的頃刻。這無聲是「弦凝」，是樂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無聲是「指咽」，是如泣如訴的情緒上升到頂點所起的突變；這無聲是「聲停」，而不是一味的沉寂。正因為與聲情攸關，它才不同於真的無聲，因而聽者從這裡獲得的感受是「別有深情一萬重」。
詩人就是這樣，不僅引導讀者發現了奇妙的無聲之美（「此時無聲勝有聲」），更通過這一無聲的頃刻讓讀者去領悟想象那箏曲的全部的美妙。《夜箏》全力貫注的這一筆，正是《琵琶行》中「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一節詩句的化用。
但值得讀者注意的是，《琵琶行》得意的筆墨，是對琶樂本身繪聲繪色的鋪陳描寫，而《夜箏》所取的倒是《琵琶行》中用作陪襯的描寫。這又不是偶然的了。清人劉熙載說：「絕句取徑深曲」，「正面不寫寫反面，本面不寫寫背面、旁面，須如睹影知竿乃妙。」（《藝概》）尤其涉及敘事時，絕句不可能像敘事詩那樣把一個事件展開，來一個鋪陳始末。因此對素材的剪裁提煉特別重要。詩人在這裡對音樂的描寫只能取一頃刻，使人從一斑見全貌。而「弦凝指咽聲停處」的頃刻，就有豐富的暗示性，它類乎樂譜中一個大有深意的休止符，可以引起讀者對「自彈自感」內容的豐富聯想。詩從側面落筆，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
目錄
詩詞正文
譯文
月光下紫色衣袖隨着手指在琴弦上拂動，得心應手的琴技和沉浸入曲的神情使人產生無窮的想象。
忽然，弦聲凝絕、柔指輕頓，那片刻的寧靜又訴說出千萬重的深情。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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