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文學藝術的園林里
作品欣賞
去年冬季赴蘇訪問，到現在整整一年，許多經歷和印象，在我的心裡，卻越來越新鮮越深刻了。
關於文學和藝術的見聞：我應該追述得遠一些。對於國外的優秀的文藝書籍，我讀得很少，在我讀過的這很有限的書籍裡面，俄羅斯和蘇聯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現在，已經不能說出，我最初接觸的那篇傳播着偉大的心靈的聲音的文章，究竟是一個什麼題目；但我記得，它是托爾斯泰的一篇短小的充滿人道主義精神，能夠感動幼年心靈的非常成功的故事。
當我進到中學的時候，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風暴，正在我的祖國的中南部興起。在革命受到暫時的挫折的時候，有大批的革命的出版物，湧現在這個北方的小城市。像那時的許多青年一樣，因為一種比較朦朧的覺醒，我閱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哲學的著作。因為它的引導，我進一步讀了無產階級的文學理論。這些理論，使我接觸到比那些經典的哲學著作更為實際的革命的內容。我讀起來也覺得好懂些，更有興味。
我儘量購買和閱讀這些書籍。那時，在這個小城市裡有一家偷印別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廠。印刷廠的主持人，後來聽說被人家控告下獄。他翻版的書，數量很大，傳播到了北方的各個城鎮，甚至鄉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書籍。這個印刷廠在傳播革命的種子上，是有些功績的。
這些書除去理論以外，還介紹給我蘇聯的新興的作家。我最初讀的是曹靖華翻譯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愛倫堡的《煙袋》。拉甫列涅夫的簡潔的敘事詩的風格和草原的熱風一樣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愛好。愛倫堡的短篇《煙袋》所包含的強烈的、真實的革命的激情，震動了我，我一直保存這本書，直到我參加了抗日戰爭，後來把它遺失在戰場上了。
我也很喜愛聶維洛夫的作品，他寫的多是農村的故事。他的《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在抗日戰爭初期那樣艱苦的時候，我們用石印翻印了，供給根據地的軍民閱讀。根據的原本，就是我的書。
我最初讀到魯迅翻譯的法捷耶夫的《毀滅》，是它在《萌芽》月刊上連載的時候，後來我又買到一本翻印本，我很想得到一本原版印本，但一直沒有得到。
這時我從這個中學裡畢業了。既沒有升學的機會，也找不到職業，我在北京流浪着讀書。有一位當時出名的體育家，介紹我到一個市政機關里當小職員，我住在宣武門裡一個尼庵里。那時宣武門大街西便道上，有很多舊書攤，我每天下班回來，就逐攤涉獵，總要買一兩本書回到公寓裡，夜晚閱讀。這一時間，我讀的書較多也較專心，其中大部分也是蘇聯的作品。
我讀了肖洛霍夫的短篇《死敵》這是反映蘇聯革命時期農村尖銳的鬥爭的作品，不久，我買了立波翻譯的他的長篇《被開墾的處女地》。
這時我已經到白洋淀附近的一個小學裡教書了。我的宿舍在臨街的樓上，每天可以看見那些早起晚歸的農民們。肖洛霍夫多方面的革命的經驗，他所繼承的托爾斯泰的廣泛的深厚的藝術天地，他對農村的美麗的抒情描寫，他長時期居住在鄉村的生活，都引起我的仰慕。
我每逢星期日就跑到河邊一家郵政代辦所，匯錢到上海買書。關於偉大的高爾基的作品，我最初讀的巴金翻譯的《草原上》，這時我又讀到了由瞿秋白翻譯的那些著名的，熱烈的，充滿無限革命哲理的短篇。
在這個小鎮，我在教課的閒暇，開始閱讀了俄羅斯古典的文學作品，從普希金開始。我把普希金詩一樣的文字，摘錄出來，掛滿我的房間。閱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我調到阜平山地工作的時候。那時我參加了晉察冀通訊社的工作，編輯一種刊物叫《文藝通訊》。
這是敵後最初建立的新聞機構中間的一個，機關最初設在阜平的城南莊，後來搬到三將台。我們的工作剛開始，生活十分艱苦，但我們迫切地需要學習，我們把愛倫堡的通訊，當作課文來研究。在山地工作的那幾年，我還讀了屠格涅夫的書。
因為特殊的愛好屠格涅夫的明朗的意味深長的抒情的風格，我後來讀了所有他的長篇的中文譯本。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的一間小窯洞裡，我讀了契訶夫的劇作，也是因為愛好他的單純的抒情。
總之，我在文學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從俄羅斯和蘇聯那裡來的。這也是魯迅先生的教導，他介紹什麼，我就學習什麼。去年，我們訪問產生和教養了這樣多的星斗天才的偉大的國家。在莫斯科，在列寧格勒，在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我們都接觸到了很多優秀的作家。參觀了很多文學藝術的博物館，對於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奧斯特洛夫斯基這些對中國文學、中國人民有重大影響的作家的事跡，我們了解得更切實了。在正在擴充修建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博物館裡，熱情地給我們講解的，是值得尊敬的女性，作家的夫人。在托爾斯泰博物館，那些年老的女館員，對我們講解托爾斯泰的時候，好像敘述她們的親人，又好像對年幼的一輩敘述着老年一輩的光榮。她們唯恐我們聽不懂，受不到教育。在高爾基文學研究所，那些來自蘇聯各個共和國的男女青年，對待我們好像兄弟。在卓婭求學的那個中學校里，女孩子們讀過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她們和康濯合拍了一張值得紀念的照片。
在托爾斯泰的故鄉的園林里，我們踏着厚雪，留連了一天的時間。
我們站在那些參天的樹木中間。在這裡，我只是一棵小草，回憶着幼年以來學習文學的經歷。在這無限廣闊，滋養豐富的園林里，震響着驚心動魄的風聲。它把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拯救苦難人民的堅強意志，吹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我慶幸：雖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陽光的照撫，吸引和推動。[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