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鶴
周振鶴，男，1941年生於廈門。
1959-1963就讀於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礦治系；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讀研究生，師從譚其驤院士，1983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為我國首批兩名文科博士之一。
| 周振鶴 | |
|---|---|
| 出生 | 1941年 |
| 國籍 | 中國 |
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兼職有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區劃與地名學會行政區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擅長政區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聞史、以及文化語言學、語言接觸史的研究。
周振鶴教授為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1]
目錄
個人簡歷
生於廈門。1959-1963就讀於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礦治系。
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攻讀研究生，師從譚其驤院士。
1983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與葛劍雄並為中國首批兩名文科博士之一。
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兼職有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區劃與地名學會行政區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
工作履歷
曾主持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現代漢語方言島的歷史地理背景》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及省部級專案多項
現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政治過程對行政區劃變遷的影響》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中國行政區劃變遷史研究》
教育部社科專案《中央與地方關係史研究》的研究
主要著述
=著作
《西漢政區地理》
《體國經野之道》
《中華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
《逸言殊語》
《周振鶴自選集》
《學臘一十九》
《隨無涯之旅》
合著
《方言與中國文化》
編著
《上海歷史地圖集》
《王士性地理書三種》[2]
藏書撿漏
周氏藏書，只進不出。1978年他到復旦大學讀研究生時，只有小小一架書，但之後，藏書量便爆炸性增長。「我住的地方，原來只有一間半房子那麼大，有一間全部堆滿書，堆得亂七八糟，我就在一堆書里工作。堆得太高，有一次半夜u2018啪u2019一聲倒下來，發出很大聲響，把我們都驚醒了。」
讓周振鶴記憶猶新的是，初中時，女兒寫了一篇作文，大意是：從小時候開始，我就看到我們家裡都是書，一睜開眼就是書，牆上是書，桌上是書，床底下是書，到處都是書。他記得那時候，他逐漸膨脹的書已經占領了女兒的床底。
後來搬到教師公寓，住房條件略微改善，周振鶴定製了裝在牆上的書架，「不像很多人做的那種漂亮的書櫥，那裝不了多少書」，一共九層，裝得滿滿當當。再後來，他購買了那套底層的房子，五個底下裝滾軸的專業鋼質書架頂天立地，滿架圖書壓面而來，儼然一個私人圖書館。
「一直沒有算過自己有多少書。總有四五萬本吧。」「哪有時間分類，我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情。只能買了丟在那裡。」周振鶴感嘆說，曾經有學生幫他編了很長一段時間目錄，但也只編好兩類：中外對照詞典和晚清民國教科書，「離全部編好目還遠得很」。
現在，他只巴望着早點退休，退回他的藏書室內，「給那些書一本一本編好目寫好提要，告訴大家它們有什麼用」。長期以來，他秉持鄭振鐸的藏書理念，圖書館不收、目錄學不講，藏書家不重、但有價值的書，都要買。「鄭振鐸先生的《西諦書目》比他的《西諦書話》更有用，因為他收了很多書。張元濟只收好版本。但鄭振鐸很高明，除去好版本，罕見的書、重要的書，即使版本不好也收。我跟鄭振鐸比較像，我怕遺漏好書。這也等於替國家保存一些好書，撿漏撿一些好書。」
由於「只進不出」，書越來越多，周振鶴最近割捨了他那景觀甚好、甚為喜歡的住房，換了一套複式房。三百平方米的房子將繼續容許他撿漏補遺，坐擁書城。[3]
四海搜書
多年前，周振鶴在地攤遇到一本《東印度航海記》，18世紀的西文書，「在歐洲已經賣到三千多歐元，等於人民幣三四萬塊」。他懂，他遇到了。賣書人看不懂英文，「本來賣給我都是一百塊一本，他覺得這本書的紙張好像比較古老，說就兩百塊一本，兩本四百塊。」周振鶴樂了起來：「呵呵，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淘書的日子不乏樂趣，在雜亂的書攤甚至髒亂的垃圾收購站之間，懂行的周振鶴不止一次拾得金子。光緒年間用上海方言撰寫的報紙《聖教新報》，就是他偶然從收破爛的人手裡買來的，他一再說「很難得」。
「有的地方，偶爾去一兩次，就能買到好書。譬如說，我到天津一年不過一兩次，卻碰到很多好書。這證明天津有很多人不買書，否則輪不到我。在天津買到的幾種好書，真是非常之好。」六七年前，在天津第三工人文化宮，周振鶴買到了一本光緒皇帝的英文老師張德彝寫的《英文話規》，「這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英文語法書，線裝書，很難得，國家圖書館根本沒有。我花三十塊錢就買到了。」
以2000年為界，周振鶴劃分了淘書的不同光景。在此之前，書攤亂擺，書市喧囂，他時常跑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每周去文廟報到，還不時光顧塞納河畔、東瀛書店，善於「亂中取勝」，每有所得，載奔載欣。之後，街道日趨規整，書攤漸衰，良品遁入拍賣行，令讀書人望而卻步，拍賣行之外，半懂不懂之人漫天要價，讀書人講理不通，每失望而歸。如今，他頂多上孔夫子舊書網「撿一點漏」。
「現在買不到書的原因，不是沒有書，而是沒有錢。以前用比較少的錢就能買到書，現在好書很貴，到拍賣行買書的人多半是不看書的人，買書是為投資，不是為了用。」周振鶴嘆息說，「我感覺過去人們買書有時還是為了文化，現在很多人買書是為了投資。」
但周振鶴的藏書，是不賣的。儘管他也知道，這些書拿去拍賣，「也會拍出很高的價錢」。他將書看作文化遺產，「總歸是要給國家的。」但作為一個讀書人，他仍擔心身後這批書的歸宿，「我們買書是有眼光的，好不容易把它們收集起來，如果再損失掉，那就太可惜了。」[4]
嗜書如命
網上有一篇《夢蝶放鶴搜書記》，記述了周振鶴四海搜書的歷程。周振鶴說用「夢蝶」二字，大概是由於他喜歡《莊子》，他的隨筆集取名《隨無涯之旅》，「我做的事情都是很實的，人浪漫不起來，就欣賞浪漫的東西。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但在閱讀、藏書方面，周振鶴更欣賞章太炎的八個字：「學以求真，不在致用」。「我讀書無甚偏好，只要對研究文化、研究歷史有用，我都要。買書也是一樣，不看有沒有用，有價值就要買。」
周振鶴買書，完全超出專業。讀研之前雖學工科，但已廣泛涉獵文科；以學術為業後，但凡有利學術研究者，一概納入屋中。除此之外，便有與社會政治相關的、有趣的、好玩的書，統統在有效射程之內。書買來後束之高閣，隔它五年八年才派上用場，也是常事。「像那兩本《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名字是花頭，其實是澳大利亞人莫理循的信件。他做過《泰晤士報》記者，清末到中國，民初又做過袁世凱的顧問。結果呢，當時沒人買，賣特價，一出來我就買，十年後，我寫關於東洋文庫的文章才用到這兩本書。」
常年與書打交道，對於書，他視之淡然，用之欣然。而每談及書，他深邃的眼神里，總有一種冷淡的熱情，一種書生的激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個愛書入迷的人，「迷戀到不正常，我說我有病，一點都不錯。」他小時候就愛書，訂了兩份報紙《青少年報》和《中國少年報》，讀完要訂成本子，破的地方補起來。「小時候就是這樣，很認真的。所以我覺得讀書種子是天生的，教不會的。」
《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一生隨無涯之書旅，周振鶴無怨無悔，因人生本然如此。「當然，一個人能成千年老妖最好。我常和學生講，做學問研究，必須有九條命。」而他承認，書就是他的命，「另一條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