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營建洛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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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營建洛邑武王伐紂取得成功之後，於公元前1046年建立周王朝。兩年之後，武王疾歿，成王（武王之子）繼位。接着，周公奉旨東征平叛，營建洛邑。關於周公營建洛邑一事，學界有兩種不同看法：或曰周公營建洛邑有兩個，一個是王城，一個是成周城；或曰洛邑即成周，成周當即指王城。筆者以為第一種觀點是正確的，因為它既符合史書上的記載，又被考古發現所確證。[1]
《尚書·洛誥》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湹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湹水東，亦惟洛食。意思是說，周公先是占卜了黃河以北的黎水，不吉；然後渡過黃河來到洛邑，占卜了澗水以東、湹水以西的地方，得到的是吉兆；又占卜了湹水以東的地方，同樣是得到了吉兆。據此可知，周公營建洛邑實際上建了兩座城：一座王城，一座成周城。王城與成周均在今洛陽市內。
《漢書·地理志》亦曰：「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居敬王。河南，故郟鄩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這一記載說明，周公營建洛邑包括王城和成周城。王城為「新都」，周武王遷九鼎於此；至周平王遷都洛邑時，又定都於王城。成周城為殷朝遺民所居；至東周時期，周敬王為避王子朝之亂遷都於此。
對於洛邑王城的營建，在《尚書》的《召誥》和《洛誥》中作了簡明而概括的記載。《召誥》記載，「七年」（克商後七年，周公攝政五年，即公元前1039年）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成王從宗周鎬京到豐（文王所建之舊都），派遣太保召公先於周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戊申）召公在建都基地上進行「卜宅」，得到吉兆後便開始動工。
接着，周公於十二日（乙卯）來到洛邑，又全面視察了洛邑營建的規模。十四日（丁巳），用牛兩頭舉行「郊祭」（祭天神）；十五日（戊午），用牛、羊、豕（豬）各一頭立社廟祭地神。又過了七天，選定大吉之日，即甲子日（二十一日）的早晨，周公便向殷貴族和各諸侯國的首領頒發營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開了大規模營建「大邑周」的序幕。
洛邑王城，自周公攝政五年三月至十二月（據上述《召誥》、《洛誥》記載），從動工到初步落成歷時半年之久。《洛誥》中記載着「新邑」王城建成後所舉行的慶功大典。周公對成王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紊）。予齊百工，伻（使）從王於周（新邑）。」
此是說：王啊，你開始用殷禮（即先周所沿襲的大禮）接見諸侯，在新都祭祀文王，這些禮節是非常隆重而有條不紊的。我整齊地帶領百官，使他們在舊都熟悉儀禮之後，再跟從王前往新邑。同年十二月戊辰這一天，成王率領百官來到新邑王城，向先王舉行隆重的冬祭，用赤牛一頭祭文王，又用赤牛一頭祭武王；繼之是王與助祭者同至太廟，以殺牲燎祭先王；然後王又步入太室，舉行以酒灌地而求降諸神之大禮。
周公營建洛邑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由於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為此而要把新邑建成全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二是周王朝接受三監和武庚叛亂的教訓，決定遷殷頑民於洛，並屯兵「八（師）」，以加強對殷民的統一監督管理和統治。
隨着考古工作的進展，近些年來對王城和成周城的大體位置及其遺蹟遺物，都有些重要發現，而所發現的遺蹟遺物與史書記載大體相符。
1975~1979年，在洛陽市湹河北窯村發現並發掘了一處西周早期的大型鑄銅作坊，該手工作坊遺址地處湹水西岸，當謂洛邑王城東北郊。
1964~1972年，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湹河北窯村發掘了近500座西周貴族墓葬，該處帶有墓道的大型墓地，應是西周都城遺址——洛邑王城的主要遺存之一。
198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隊，在漢魏故城中北部發現了一座西周城，該城距湹河以東約14公里，應是成周城。
且又在湹河以東至塔灣一帶發現一百多座殷遺民的墓葬，與文獻記載武王克商後曾遷殷頑民於洛邑的史實亦正相符。至於東周時期的王城和成周城，從考古發現來看，也同樣和文獻記載不謀而合。周平王於公元前770年東遷洛邑，定都於王城。東周時期，自周平王至周赧王前後共500餘年。
1954年以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對於東周王城遺址進行了鑽探和發掘。東周時期經過重修的王城遺址，西有澗河，南有洛河，澗河穿越城西部，但在總體布局上仍不失為周公所定王城之概貌。東周時期的成周城，亦復如是。
上述記載說明，周公營建洛邑的兩座城，其王城是諸侯朝見國王和西周貴族居住的地方；成周城是駐防軍隊、安置殷民的地方。王城之地，即為周公所卜兆的澗河以東、湹河以西的地方，在今之洛陽市老城區和西工區東半部一帶；成周之地，即為周公所卜兆湹河以東的地方，位於今洛陽市白馬寺西和西北一帶。
目錄
王城與成周之辨
王城與成周之名，始於周公營建洛邑之後。洛邑之名始於周初。周代之前的洛邑，作為地名曰郟鄏。在周公營建洛邑時，作為地名在《尚書》諸篇中有不同稱謂：《召誥》稱「新邑」、「洛汭」；《洛誥》稱「洛師」、「新邑」、「師」；《多士》稱「新邑洛」、「大邑洛」、「茲洛」；《多方》稱「洛邑」；《康誥》稱「新大邑」，等等。
較早記載王城與成周之名的，從出土文物所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何尊銘文，一個是令彝銘文。何尊於1963年出土，其銘文12行、122字，記載了武王克商和成王命周公營建洛邑成周的史實。
文云：「隹（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珷王豐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宗室曰：……肆玟王受茲大命，隹（惟）珷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先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治）民。……隹（惟）王五祀。』」
大意是說：成王開始在洛邑成周營建新都，對武王舉行豐福之祭。四月丙戌這一天，成王在京室對宗小子進行訓誡，其內容講的是，宗小子的先父公氏跟隨文王，文王受到了上天所授予的統治天下的大命。武王在消滅大邑商之後，則告祭於天說：我要以此天下四方的中心——「中國」（洛邑）作為都城來統治人民。
從何尊銘文中所揭示的，以及尚需探討的問題有：其一是「宅」問題。學界有如下觀點：或曰宅即是遷都；或曰宅為營建都城；或曰宅即為相宅；或曰應將「宅」二字分讀而成為「惟王初，宅於成周」。應以第四種觀點為是，因為它既能從文字上講得通，又能與文獻記載相符合。
其二是「中國」一語的出現。銘文中所說的「中國」，就是說洛邑居天下四方的中心。《召誥》中說：「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土中」和「中國」意思相同。文獻記載此說的不乏其例，說明周王朝已把洛邑（成周、王城）稱為「地中」、「土中」和「天下之中」。鑑於此，周公受武王之命，居九鼎，營洛邑，把洛邑成周作為統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
其三是「成周」一語的出現似有超前之嫌。何尊銘文中說的「隹（惟）王五祀」，學界理解為成王五年，亦即周公攝政五年。成王五年四月，正值周公大規模營建洛邑之始。此時，從記載營建洛邑之文獻看，尚未有「成周」之名。據此可斷，銘文中的「成周」一語不會錯，其錯是否在對於「隹（惟）王五祀」年代的考釋、理解上呢？
那麼，最早有「成周」和「王城」之名的記載在哪？迄今為止從出土文物所見，還只有從令彝銘文中來尋找答案。令彝1927年出土於今洛陽邙山馬坡村。
其銘文云：隹（唯）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亖（四）方，受卿事寮。……隹（唯）十月吉癸未，明公朝（早）至於成周。……甲申，明公用牲於京宮；乙酉，用牲於康宮；咸既，用牲於王。明公歸自王……大意是說，明公接受（昭）王之命出任「卿事寮」。他於十月癸未這一天的早上，先來到成周視察；次日甲申到京宮祭祀先王；再次日乙酉又到康宮祭祀前王；所有祭祀完畢之後，來到王城祭祀。最後落腳於王城。
就銘文而言，需要釐清和辨正的有兩個問題：一是令彝所產生的時代問題；二是成周與王城之命名問題。第一個問題至關重要。唐蘭先生抓住康宮這一個專有名詞，並根據多方面的因素，把令彝所產生的時代推斷為周昭王初年。這應該是比較可靠的。
對於成周與王城之命名問題，學界大體有兩種觀點：或曰成周和王城是兩個邑；或曰成周為東都大名（大郭），王城為成周內城。我們認為，前者基本符合銘文內涵（所謂「基本符合」，就是說「兩個邑」不確，兩個城一個邑〔洛邑〕為妥）。
總起來講，我們是否可以從令彝銘文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就是說周公營建洛邑，確確實實為兩個城；這一事實是無法否定的，也無需另起新名。載有王城之名的，繼令彝之後，還有一個衛簋。其時據唐蘭先生的考證，也是在周昭王時代。銘文云：「五月初吉甲申懋父（嘗）（御）正衛馬匹，自王。……」唐蘭先生指出：「自王。這個王指王城，作冊令彝說『昭公歸自王』可證。伯懋父當時在東都王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