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营建洛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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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营建洛邑武王伐纣取得成功之后，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周王朝。两年之后，武王疾殁，成王（武王之子）继位。接着，周公奉旨东征平叛，营建洛邑。关于周公营建洛邑一事，学界有两种不同看法：或曰周公营建洛邑有两个，一个是王城，一个是成周城；或曰洛邑即成周，成周当即指王城。笔者以为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既符合史书上的记载，又被考古发现所确证。[1]
《尚书·洛诰》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湹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湹水东，亦惟洛食。意思是说，周公先是占卜了黄河以北的黎水，不吉；然后渡过黄河来到洛邑，占卜了涧水以东、湹水以西的地方，得到的是吉兆；又占卜了湹水以东的地方，同样是得到了吉兆。据此可知，周公营建洛邑实际上建了两座城：一座王城，一座成周城。王城与成周均在今洛阳市内。
《汉书·地理志》亦曰：“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居敬王。河南，故郏𬩽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这一记载说明，周公营建洛邑包括王城和成周城。王城为“新都”，周武王迁九鼎于此；至周平王迁都洛邑时，又定都于王城。成周城为殷朝遗民所居；至东周时期，周敬王为避王子朝之乱迁都于此。
对于洛邑王城的营建，在《尚书》的《召诰》和《洛诰》中作了简明而概括的记载。《召诰》记载，“七年”（克商后七年，周公摄政五年，即公元前1039年）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成王从宗周镐京到丰（文王所建之旧都），派遣太保召公先于周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戊申）召公在建都基地上进行“卜宅”，得到吉兆后便开始动工。
接着，周公于十二日（乙卯）来到洛邑，又全面视察了洛邑营建的规模。十四日（丁巳），用牛两头举行“郊祭”（祭天神）；十五日（戊午），用牛、羊、豕（猪）各一头立社庙祭地神。又过了七天，选定大吉之日，即甲子日（二十一日）的早晨，周公便向殷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颁发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洛邑王城，自周公摄政五年三月至十二月（据上述《召诰》、《洛诰》记载），从动工到初步落成历时半年之久。《洛诰》中记载着“新邑”王城建成后所举行的庆功大典。周公对成王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紊）。予齐百工，伻（使）从王于周（新邑）。”
此是说：王啊，你开始用殷礼（即先周所沿袭的大礼）接见诸侯，在新都祭祀文王，这些礼节是非常隆重而有条不紊的。我整齐地带领百官，使他们在旧都熟悉仪礼之后，再跟从王前往新邑。同年十二月戊辰这一天，成王率领百官来到新邑王城，向先王举行隆重的冬祭，用赤牛一头祭文王，又用赤牛一头祭武王；继之是王与助祭者同至太庙，以杀牲燎祭先王；然后王又步入太室，举行以酒灌地而求降诸神之大礼。
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由于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为此而要把新邑建成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二是周王朝接受三监和武庚叛乱的教训，决定迁殷顽民于洛，并屯兵“八（师）”，以加强对殷民的统一监督管理和统治。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近些年来对王城和成周城的大体位置及其遗迹遗物，都有些重要发现，而所发现的遗迹遗物与史书记载大体相符。
1975~1979年，在洛阳市湹河北窑村发现并发掘了一处西周早期的大型铸铜作坊，该手工作坊遗址地处湹水西岸，当谓洛邑王城东北郊。
1964~1972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湹河北窑村发掘了近500座西周贵族墓葬，该处带有墓道的大型墓地，应是西周都城遗址——洛邑王城的主要遗存之一。
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在汉魏故城中北部发现了一座西周城，该城距湹河以东约14公里，应是成周城。
且又在湹河以东至塔湾一带发现一百多座殷遗民的墓葬，与文献记载武王克商后曾迁殷顽民于洛邑的史实亦正相符。至于东周时期的王城和成周城，从考古发现来看，也同样和文献记载不谋而合。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定都于王城。东周时期，自周平王至周赧王前后共500余年。
1954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于东周王城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东周时期经过重修的王城遗址，西有涧河，南有洛河，涧河穿越城西部，但在总体布局上仍不失为周公所定王城之概貌。东周时期的成周城，亦复如是。
上述记载说明，周公营建洛邑的两座城，其王城是诸侯朝见国王和西周贵族居住的地方；成周城是驻防军队、安置殷民的地方。王城之地，即为周公所卜兆的涧河以东、湹河以西的地方，在今之洛阳市老城区和西工区东半部一带；成周之地，即为周公所卜兆湹河以东的地方，位于今洛阳市白马寺西和西北一带。
目录
王城与成周之辨
王城与成周之名，始于周公营建洛邑之后。洛邑之名始于周初。周代之前的洛邑，作为地名曰郏鄏。在周公营建洛邑时，作为地名在《尚书》诸篇中有不同称谓：《召诰》称“新邑”、“洛汭”；《洛诰》称“洛师”、“新邑”、“师”；《多士》称“新邑洛”、“大邑洛”、“兹洛”；《多方》称“洛邑”；《康诰》称“新大邑”，等等。
较早记载王城与成周之名的，从出土文物所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何尊铭文，一个是令彝铭文。何尊于1963年出土，其铭文12行、122字，记载了武王克商和成王命周公营建洛邑成周的史实。
文云：“隹（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珷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宗室曰：……肆玟王受兹大命，隹（惟）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先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治）民。……隹（惟）王五祀。’”
大意是说：成王开始在洛邑成周营建新都，对武王举行丰福之祭。四月丙戌这一天，成王在京室对宗小子进行训诫，其内容讲的是，宗小子的先父公氏跟随文王，文王受到了上天所授予的统治天下的大命。武王在消灭大邑商之后，则告祭于天说：我要以此天下四方的中心——“中国”（洛邑）作为都城来统治人民。
从何尊铭文中所揭示的，以及尚需探讨的问题有：其一是“宅”问题。学界有如下观点：或曰宅即是迁都；或曰宅为营建都城；或曰宅即为相宅；或曰应将“宅”二字分读而成为“惟王初，宅于成周”。应以第四种观点为是，因为它既能从文字上讲得通，又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合。
其二是“中国”一语的出现。铭文中所说的“中国”，就是说洛邑居天下四方的中心。《召诰》中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土中”和“中国”意思相同。文献记载此说的不乏其例，说明周王朝已把洛邑（成周、王城）称为“地中”、“土中”和“天下之中”。鉴于此，周公受武王之命，居九鼎，营洛邑，把洛邑成周作为统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
其三是“成周”一语的出现似有超前之嫌。何尊铭文中说的“隹（惟）王五祀”，学界理解为成王五年，亦即周公摄政五年。成王五年四月，正值周公大规模营建洛邑之始。此时，从记载营建洛邑之文献看，尚未有“成周”之名。据此可断，铭文中的“成周”一语不会错，其错是否在对于“隹（惟）王五祀”年代的考释、理解上呢？
那么，最早有“成周”和“王城”之名的记载在哪？迄今为止从出土文物所见，还只有从令彝铭文中来寻找答案。令彝1927年出土于今洛阳邙山马坡村。
其铭文云：隹（唯）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亖（四）方，受卿事寮。……隹（唯）十月吉癸未，明公朝（早）至于成周。……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大意是说，明公接受（昭）王之命出任“卿事寮”。他于十月癸未这一天的早上，先来到成周视察；次日甲申到京宫祭祀先王；再次日乙酉又到康宫祭祀前王；所有祭祀完毕之后，来到王城祭祀。最后落脚于王城。
就铭文而言，需要厘清和辨正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令彝所产生的时代问题；二是成周与王城之命名问题。第一个问题至关重要。唐兰先生抓住康宫这一个专有名词，并根据多方面的因素，把令彝所产生的时代推断为周昭王初年。这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对于成周与王城之命名问题，学界大体有两种观点：或曰成周和王城是两个邑；或曰成周为东都大名（大郭），王城为成周内城。我们认为，前者基本符合铭文内涵（所谓“基本符合”，就是说“两个邑”不确，两个城一个邑〔洛邑〕为妥）。
总起来讲，我们是否可以从令彝铭文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就是说周公营建洛邑，确确实实为两个城；这一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也无需另起新名。载有王城之名的，继令彝之后，还有一个卫簋。其时据唐兰先生的考证，也是在周昭王时代。铭文云：“五月初吉甲申懋父（尝）（御）正卫马匹，自王。……”唐兰先生指出：“自王。这个王指王城，作册令彝说‘昭公归自王’可证。伯懋父当时在东都王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