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泰昌《藝文軼話》序
作品欣賞
我和泰昌同志，認識的時間，不算太長；接觸的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發現他是一位很乾練的編輯，很合格的編輯。他在工作上，非常謙虛。當今之世，不合格的編輯並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無，而這些人，架子卻很大，很不謙虛。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對我進行了一次採訪，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藝報》上的那次談話。我是很不善談的，特別不習慣於錄音。泰昌同志帶來一台錄音機，放在我們對面坐的方桌上。我對他說：
「不要錄音。你記錄吧，要不然，你們兩位記。」
當時在坐的還有百花文藝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說話微笑着，把錄音機往後拉了拉。等我一開講，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這樣反覆幾次，我也就習慣了，他也終於完成了任務。當然，他能夠完成任務，還因為在同我接觸中，他表現出來的真誠和虛心的工作態度。
編輯必須有學問，有閱歷，有見解，有獨到之處。觀我國文化史，有許多例子證明，編輯工作和學術之間，有一條互通之路。有許多作家學者，在撰述之暇，從事書刊編纂；也有因編輯工作之年積月累，終於成為學者或作家。凡是嚴肅從事一種工作的人，他的收穫總不會是單一的，而是多種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編輯工作之外，還不斷寫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帶有學術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歡讀這類文章的。我覺得，我們很多年，太缺乏治學的空氣了。
治學之道，當然不外學識與方法。然學與識實系兩種功夫。不博學當然無識力，而無識力，則常常能廢博學之功。識力與博學，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認真求實的精神，是提高識力的重要因素。
現在，國內的學術空氣，漸漸濃厚。但是脫離實際，空大之風，似尚未完全剎住。有些大塊文章，人們看到，它擺開的架子那麼大，裡面有那麼多經典，有那麼多議論，便稱之為學院派。貶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實學院派的文章，總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並沒有什麼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經據典，人云亦云，讀者就不如去自翻經典。或作者雖系一人，而論點時常隨形勢變化，那麼，缺乏自信的文章，於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說，這種文章，是連學院派也夠不上的。
這就涉及到治學方法的問題。現在，各個學術領域，都標榜用的是唯物辯證的方法。但如果牽強附會，或只是一種皮毛，甚至皮毛之內，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學術不能用政治或立場觀點來代替。學術研究的是客觀存在。學術是樸素的，過去叫做樸學。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領，只是趕時髦，求得通過，對於學術，實際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因為學術，是要積蓄材料，記述史實，一磚一瓦，成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實學，真知灼見，並不單純是方法問題。過去我國的學術，用的都是舊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種，我們的祖先也能生產食糧一樣。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暢，考訂詳明，耐人尋味。讀者用很少時間，能得到很大收益。寫文章，不尚高遠，選擇一些小題目。這種辦法很可取。小題目認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並能取信於人，取信於後世，取信於科學，題目再小，也是有價值的。
當他的《藝文軼話》就要付印的時候，泰昌願意我在書前寫幾句話。我把平日的一點感想寫出，與泰昌同志共勉。
1980年9月24日[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