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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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福源(1945年10月——2004年5月)，男，汉族，黑龙江绥化人，198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8月参加工作，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吕福源同志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党组书记、原部长。2004年5月18日10时35分，吕福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目录

人物生平

吕福源同志1945年10月1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县，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8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至1969年在吉林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在吉林省梨树县郭家店镇房管所工作。

1972年4月，吕福源同志调到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轿车厂从事技术工作。1974年，他成功组织引进我国汽车行业第一台三座标测量机，并组织开发了红旗轿车后桥齿轮计算程序，创造了第一个齿轮计算程序。1981年3月至1983年4月，受国家选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工学院进修，成绩优秀，受到外国专家的高度称赞，并多次被挽留在国外工作，但他毅然回国。回国后，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并搜集、整理了有关电子计算机方面的英日文原著，分类编写出300多本书的提要目录。1983年4月后，历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程师、副科长、轿车厂副厂长，多次参加技术改革和重要技术引进工作，1984年5月被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授予“总厂换型改造功臣”荣誉称号。作为国庆35周年检阅车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充分利用自身的外语和专业技术优势，与其他技术人员一起夜以继日，攻克难关，出色地完成了检阅车的试制任务，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1985年2月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总经济师，主要负责对外贸易工作，认真研究汽车工业发展形势，积极引进设备、提高技术、培养人才，为一汽的产品改型换代和发展我国轿车工业作出突出贡献。特别在主持引进“488”发动机、奥迪车型项目、威斯摩兰焊装线和15万辆捷达轿车项目谈判中，利用广博的业务知识、精湛的专业技术和高超的谈判技巧，克服多种困难，成功引进了项目，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也为一汽的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0年5月，吕福源同志调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汽车工业司司长。1994年3月起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参与制定了我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组织重大合资合作项目的实施，推动我国汽车工业重大项目建设，为我国汽车产业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国际竞争力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行业的领导和专家，对国际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组织研究制定了我国汽车工业的应对措施，为保护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领导机械工业科技工作期间，推动机械行业科技进步和行业科技体制改革，指导进行机械行业内部挖潜，为机械行业提高产品质量，优化组织结构，提高自主开发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8年3月，吕福源同志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科教兴国”战略，研究教育工作中的重大课题，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他先后主管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组织进行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和教材改革，重视师德教育和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为实现基础教育的“两基”目标倾注了大量心血；坚决贯彻 “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方针，精心组织，积极协调，制订周密方案，为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新的高校管理体制，推动重点高校“211”工程建设，为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中央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培养专门人才的要求，组织实施高校连续3年扩招，加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积极倡导在高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积极组织实施直接引进国外高校的优秀原版教材的工作，缩短了大学教材编写和使用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他大力推进高校调整结构，重视学科建设，下大力气抓新兴学科的发展，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我国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2年2月，吕福源同志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同年9月任外经贸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他以高度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领域，刻苦学习，深入调研，认真做好分管的综合工作和政策研究工作，指导进行国际化、区域化和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下发展外经贸业务的调查研究，推动外经贸部的信息化建设。

2003年3月，吕福源同志任商务部部长、党组书记。他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牢记使命，恪尽职守，顾大局，识大体，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顺利完成了商务部的组建和职能的整合转变，实现了人员和业务的平稳过渡。在抗击非典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央“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不动摇”的战略决策，采取果断措施，保障了市场物资供应，稳定了国内市场。在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和入世承诺，紧密围绕发展这一第一要务，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提出了关于促进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事业发展的20项重点任务。全面加强部机关的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信息化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加强商务业务发展规划，深化内、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进出口宏观调控，促进外贸立法和内外贸一体化，为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事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年7、8月，他成功主持第五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后，马上出访了加拿大、俄罗斯、土耳其、柬埔寨等国家，夜以继日，参加了几十次外事活动，取得明显成果。9月初，在已初查出患病的情况下，仍坚持抱病参加了在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短时间内参加了近30次重要的外事活动，不仅在多个领域阐述了中方立场，还同世贸组织、欧盟及美、加、澳等1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多次多、双边沟通和磋商，为推动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9月下旬，他开始住院治疗。2004年2月他从事业和工作大局出发，向中央提出辞去商务部部长职务的请求，经中央批准，免去其商务部部长职务，继续担任商务部党组书记。

住院治疗期间，吕福源同志仍然坚持学习，在与疾病做顽强斗争的同时心系我国商务事业，在病榻上坚持带病工作，关心我国市场体系建设、流通体制改革、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和国际经济合作等各项业务发展的情况，认真履行商务部党组书记职责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技术专家

1972年9月，吕福源经对调进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红旗轿车分厂总装车间，成为一名冷气装配工。吕福源常对家人说，能在全国第一的汽车厂当工人，是非常自豪的！这种自豪感最直接的体现恐怕就在于，即使是被分配做冷气装配这样与他名牌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极不相称的工作，他也是全身心投入。白天，他和工人师傅抢着干力气活，晚上则埋头于资料中，对空调制冷的原理追根究底。

到一汽不久后的一天，吕福源就发现，在援助朝鲜的红旗轿车中汉语和英语两本说明书关于空调制冷原理的说明有根本性错误。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他把修改说明书的报告交给了车间。之后的一天，他正在装配轿车的地沟里干活，忽然有人走过来大声问：“是吕福源吗？”来人是曾留学美国并在福特工作过的轿车厂总工程师、我国第一辆轿车——“东风”轿车的设计者之一史汝楫。他是看了吕福源的报告后，专门下车间来找他的。后来，轿车厂按吕福源的建议对说明书进行了修改。这个“胆子大”、外语又好的年轻人也就此进入了厂领导层的视野。

上世纪70年代初，为迅速恢复红旗轿车生产、提高红旗车质量，一汽从国外进口了一批高精尖设备。当时随设备带来了大批国外资料，日文、英文都有，急需翻译。1974年的一天，时任轿车厂总工程师的赵静岩找到吕福源，让他在业余时间翻译几篇英日文资料。结果，赵静岩大大吃了一惊，因为吕福源的译文水平比他找的专业翻译高多了。于是，吕福源被借调到技术科，在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之后，又扛起了向高精尖技术挑战的重任——负责一汽从日本引进的我国汽车行业第一台三坐标测量机的安装调试和人员培训工作。

三坐标测量机是一种技术密集型的智能化测量仪器，用于测量汽车零部件的加工精度。当吕福源第一次看到三坐标测量机时，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设备一直没开箱，受了风吹雨淋，机械部分锈蚀了，计算机部分已全无动作。为了调出这台受损机器的最佳精度，追踪国际上三坐标测量机的最新发展，在当时相当闭塞的环境下，吕福源抓住一切机会，去北京各大图书馆，尤其是部队、军事院校的图书馆收集资料。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他终于掌握了关键数据，使设备投入了生产使用。

但吕福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行了更深一层的开发工作。通过自学计算机语言，利用三坐标测量机附带的美国HP 9810电子计算机，他又开发出了后桥齿轮计算程序，这是一汽历史上第一个自主开发的计算机程序。从此，吕福源在三坐标测量机方面声名鹊起，全国各地的同行纷纷慕名前来请教。而且，凡一机部所属企业要引进三坐标测量机，谈判和验收工作是必定要请吕福源参加的。

“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一派新气象，科技重又受到了重视。此时，已成长为业内数一数二的技术专家的吕福源奔走于各兄弟厂，帮助进行验收、索赔等工作，壮志满怀，意气风发。1978年，吕福源受一机部指派，赴重庆汽车发动机厂验收从日本引进的三坐标测量机。在对计算机三天三夜的考机运行中，吕福源查出此设备内存板存在故障。经过据理力争，我方向日方索赔成功。在从重庆归来的火车上，吕福源写下了一首诗，记录了与日方技术人员柴山、金田、市濑、木村谈判时的感受。

谈判高手

1985年2月，吕福源升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总经济师，主要负责经营和对外经贸工作。从那时起直到1990年调离一汽，吕福源辗转奔波于欧洲和美国之间，进行了大量艰难的谈判工作，促成了一汽奥迪车型的引进及15万辆捷达轿车项目的上马，为一汽以上轿车、轻型车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创业在硬件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吕福源因此被一汽人尊称为“一汽的基辛格”。

颇富传奇色彩的要数一汽对德国大众在美国威斯摩兰工厂设备的引进。这些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捷达等轿车使一汽在国内轿车生产的竞争中拔得了头筹。如今，一汽—大众的总装线和焊装线大部分用的仍是威斯摩兰厂的主要设备，其中焊装线有64个机械人，其自动化程度仍居我国同类设备之首。

1988年底到1989年春，一汽决定买下德国大众位于美国宾州威斯摩兰一座工厂的全部设备(主厂房26万平方米，有车身焊装、油漆、总装三个车间)，这样他们就能最快地拥有一座年产30万辆轿车的工厂，在国内的竞争中赢得先机。为不走漏消息，一汽派出了只有吕福源和外经处副总工程师李光荣两个人的“微型”代表团。在谈判中，德方要价3900万美元，但吕福源手上只有国家给的2000万美元外汇额度。谈判进行了21天之后，双方在2500万美元这个关口上卡住了。谈判已无法进行下去，德国人决定送客，机票也买好了。在第二天的告别宴上，吕福源听德国大众的几个人在用英语闲聊时提起：由于奥迪新车型的开发没有跟上，他们很担心当年德国大众会因为达不到保本点而裁员。吕福源立即抓住这个信息，对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互相解决一点困难，在未来几年，我作为最大的用户买你的车(当时国家计委有此计划)，使你的车超过保本点，但是你要把那个工厂完全给我。”对方一听也很兴奋，立刻说，那你们先别走，退掉票，我们要向董事会报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又一轮激烈的谈判后，吕福源把德方要求我们购买奥迪车散件的数量由20000台压到了14500台。签完合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赴美国，把一汽在美国的进修生调到威斯摩兰，守住了工厂的大门。美国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个工厂这么简单就变成中国人的了？!

在美国，吕福源又对方方面面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终于使得一汽能够把1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派往威斯摩兰，和当地的工人一起联合动手拆装设备。因为只有联合动手，一汽的工人才能得到有效培训，回国后这些生产线才能最快地投入使用，也才可能为“捷达”最快上市赢得时间。果然，联合拆装一事还是遭到了美国钢铁工会的起诉，对方认为在他们国内存在大量失业工人的情况下，拆迁设备的工作不雇用当地人是违法的。凭借之前周密细致的工作，吕福源带领一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个关口。

后来，一汽又将吕福源赢得的这座“免费”工厂的设备作价2500万美元，加上拆迁费、海运费等，以3800万马克的总价值作实物出资，投入到了一汽—大众的资本金中。节省下来的2000万美元则用来武装了几个分厂，使它们都变成了行业里一流的零部件厂。

吕福源另一件为汽车界人士所津津乐道的事是引进“488”发动机时的海损赔偿案。1986年一汽引进克莱斯勒“488”发动机项目的谈判时间长达9个月，吕福源作为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在整个谈判以及落实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发动机设备的运输过程中，货轮遭遇特大风暴的袭击，机器设备受损。因对方装箱时存在一定问题，一汽向克莱斯勒提出了索赔要求，但对方认为这是不可抗力，不想赔偿。在最关键的一场谈判中，看美方坚决不同意赔偿，吕福源便说，好，既然是不可抗力，那么我遭遇了不可抗力，两年不能投产，所有合同上的其他义务，包括我们对美国付款的义务，也就两年都不能履行了。美国人一听，无奈地笑了，因为如果我方不履行合同上的义务，他们的损失加起来，比赔偿我们的数额要大一倍还多。最后，美方赔偿了我方8%的损失，海损事件顺利解决。

行业指路人

1990年，吕福源调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任副总经理。1993年秋，新一届政府改革，汽车工业的管理职能由中汽总公司划入机械工业部，吕福源先任汽车工业司司长，从1994年春开始任主管汽车工业的副部长，全面负责起了中国的汽车事业。吕福源时常告诫自己的下属——既要了解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动态，把握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脉搏，又要吃透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汽车发展政策和规划。他是真真实实“以振兴中国汽车工业为己任”的。

20年前，国外曾有人预测，中国人永远都做不了轿车；10多年前，国内围绕要不要发展轿车的问题争论不休。吕福源在审慎分析汽车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之后，坚持认为轿车进入百姓家庭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错失发展轿车的机遇，我们这个潜力无穷的大市场就会完全被国外大公司所占领。在此基础上，他说出了那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12亿人的中国搞现代化，人流比物流更重要。拉4个人的轿车比拉4吨石头的卡车有更大的生产力。

上任不久，吕福源即力主筹办轿车进入家庭的研讨和展示会，邀请全球主要汽车生产企业与中国政府及企业共同参加，这就是“当代国际轿车发展与中国轿车发展战略技术交流研讨及展示会(即PSE’94)”。PSE’94首次把研讨和展示结合了起来，世界各大厂商都带来了他们精心挑选的车型。这一形式新颖的大会动员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热情，为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变以公费购买和使用为主的市场结构，促进中外汽车界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性转折做好了充分准备。

1995年和1996年，在吕福源的领导下，我国又成功举办了PSE’95 ——“汽车零部件发展及世界汽车发展趋势研讨及展示会”，PSE’96——“汽车产品开发及世界汽车发展趋势研讨及展示会”。这里面，贯穿了吕福源的一个战略意图。第一步，在轿车是否进入家庭的争论仍很激烈的形势下，研讨家用轿车，引起外资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关注，保持汽车工业的旺盛发展势头；第二步、第三步，则是在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汽车业发展主流的形势下，强调开发，强调零部件，避免中国汽车工业陷入单纯的制造和组装，避免成为外国大公司的附庸。

吕福源有一种大胸怀，大眼光。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不断呼吁，我国汽车行业一定要建立自主开发的能力，不能走引进——消化——吸收——落后——淘汰这条路。他的一些想法，如全国汽车行业一盘棋，我国汽车工业应尽快融入全球产业的大分工，应注重汽车的安全和环保，中国的汽车业必然要走整合合并的道路，等等，直至目前仍极具指导意义。车用汽油机电子控制技术是汽车大幅度提高节能水平和降低排放污染的关键技术。我国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筹建生产汽油发动机管理系统的联合汽车电子公司，在此过程中，吕福源提出了全国统一规划，打破部门、地区界限，高起点引进生产、开发和匹配技术等要求。为了集中资源，增加影响力，吕福源亲自向一汽、东风、上汽、北汽等公司提出参股的要求，并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在吕福源的领导与推动下，这一项目为全国陆续实施欧Ⅰ、欧Ⅱ、欧Ⅲ排放标准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汽车企业罕见的由政府主导、跨地区跨行业联合开发的成功项目，对于破除各自为政、相互封闭的旧观念，改变中国汽车工业分散、重复、小而全、低水平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到中汽总公司赴任伊始，吕福源就组织了汽车模具项目。轿车的生产一般分为三个环节，即产品开发、模具制造、生产厂家投入生产。汽车覆盖件模具厂是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模具厂都是独立的。汽车厂开发出产品准备投产时，即可到模具厂订货，这样100多套高精度的大型模具几个月内就能制造完成并交付生产。西方大的汽车厂家之所以能不间断地快速推出新车型，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国的模具厂却全部隶属于汽车厂，功能只限于对模具进行修修补补。基于此，吕福源提出我国应建立一到两个模具中心，一个建议是：找一个实力较强的厂家，将模具分厂独立出来，积累一些资金，为向高层次发展打下基础。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有利于汽车行业全局发展的大好事，应该做，但却没有哪个汽车厂愿意将自己的模具分厂独立出来，最后这一计划只能无疾而终。另外，吕福源还曾发起国内各大企业共同出资在美国成立设计公司，以近距离接触国外最新的设计技术，作为国内企业在国外实施产品开发的平台；他还主持过ABS和安全气囊等项目，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行。

但无论如何，吕福源前瞻性的眼光，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在具体的工作上，吕福源从实际出发，也有很多创举。在汽车司成立初期，时任司长的吕福源就力主建立司务会制度：重要工作由汽车司的司级领导及各个处的处长共同研究，共同决定，目的是打破部门分工界限，避免专权腐败。其时，汽车司的工作内容包括批准项目、外汇分配、进口配额、产品目录等许多重要职能。这一制度保障了机械工业部汽车司这样一个人数极少而重权在握的部门能够很好地履行它的职能，从体制上保障了工作人员不犯错误。

在我国加入WTO之前，为了正确制定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措施和相关政策，吕福源又创造性地成立了“汽车行业关税税则工作小组”，成员有汽车工业司的同志、有关专家、主要汽车生产企业的主要领导等。这一组织形式，作为一个高层次的综合决策平台，将前方与后方、政府与企业、当前与长远、理论与现实、政策制定与实施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中国复关谈判、加入WTO，在汽车这一敏感问题的谈判策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保证汽车产业入世前后的平稳发展、减少冲击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吕福源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对汽车产业的敏锐洞察力，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应对政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并未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当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遭遇灭顶之灾。相反，我国的汽车工业不仅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且经由健康稳步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

平民部长

去过吕福源家的人，都对他家里的一对沙发椅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一汽的“知青厂”利用为“红旗牌”客车生产座椅停产后余下的料件，制作而成的一批汽车座椅型的特殊沙发椅。这种沙发椅骨架全是方形角铁，只是扶手上有两块木板，坐起来并不舒服。而且由于用得太久，坐垫、拉簧都损坏了，但吕福源仍然舍不得扔掉，只是让修理工凑合着修补了一下，又做了一套椅套罩起来。和这对沙发椅配套的，还有80年代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个茶几。

吕福源出生在一个有兄弟姐妹八人的大家庭中，一大家子的全部生活来源只是父亲的一份工资。在这样一个贫穷的环境中长大，吕福源养成了异常艰苦朴素的作风。后来无论地位如何变化，他的生活都一样俭朴。朴素已经是他血液中的一部分，一位老同事对他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他看来，超过实用价值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浪费。”

在吕福源住院的最后时间里，女儿帮他清理那把旧得已经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刮胡刀时，吕福源特意叮嘱她：两边的刀片不能互换，把刀片分别取下来清理干净后，还要放回原位。这样，刀片和驱动轴就不用重新磨合，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对所有东西，吕福源都有一套类似的爱护方法。他家里的冰箱和洗衣机自从买来之后，一直用到现在，都没有出过太大的故障。

除了舍得花钱买书之外，其他生活消耗品吕福源都是最低标准。他几次想买一把软一点的高背椅子，可到商店看了价格，却始终舍不得买。打开他的衣橱，除了正式场合穿的几套西服之外，衬衫全是几十块钱一件的。有一次，吕福源去儿子家，由于是冬天，屋里比较冷，儿媳就拿了一双白色的毛拖鞋让他换上。可他却坚持要穿普通塑料拖鞋，并解释说，他穿的一元钱一双的袜子，买的时候不知道掉颜色，穿了以后才发现，所以不能穿白色的毛拖鞋。

“超过实用价值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浪费”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吕福源在生活上的朴素，也适用于他的个性。他不喜虚派头，不喜应酬，也不拐弯抹角地说废话。他如果说什么做什么，是一定要解决问题的。他不会用任何时间去做超出“实用价值”的事情。他到外地出差，从来都是轻车简从。每次出差前，总是一再叮嘱接待单位，在吃住等生活方面的安排要简单，不要铺张浪费，但是要处理的事情，要解决的问题必须事先准备好。到了目的地，他经常是立刻投入工作，工作完成之后马上启程返回。有一次，他头一天从北京飞到广东，下了飞机后立即会见省有关领导，研究工作；第二天在广东办完事，又立即驱车直奔码头，中间只在路边的一个小饭馆吃了个午饭，乘船赶到海口时已是下午近四点，他又马不停蹄地召集开会研究问题，一直工作到夜里；第三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乘坐首趟航班赶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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