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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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福源(1945年10月——2004年5月)，男，漢族，黑龍江綏化人，198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0年8月參加工作，吉林大學物理系畢業，大學學歷，高級工程師。

呂福源同志是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商務部黨組書記、原部長。2004年5月18日10時35分，呂福源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59歲。

目錄

人物生平

呂福源同志1945年10月14日出生於黑龍江省綏化縣，1969年9月參加工作，198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至1969年在吉林大學物理系學習，畢業後在吉林省梨樹縣郭家店鎮房管所工作。

1972年4月，呂福源同志調到吉林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轎車廠從事技術工作。1974年，他成功組織引進我國汽車行業第一台三座標測量機，並組織開發了紅旗轎車後橋齒輪計算程序，創造了第一個齒輪計算程序。1981年3月至1983年4月，受國家選派，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工學院進修，成績優秀，受到外國專家的高度稱讚，並多次被挽留在國外工作，但他毅然回國。回國後，利用業餘時間翻譯了大量外文資料，並搜集、整理了有關電子計算機方面的英日文原著，分類編寫出300多本書的提要目錄。1983年4月後，歷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程師、副科長、轎車廠副廠長，多次參加技術改革和重要技術引進工作，1984年5月被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授予「總廠換型改造功臣」榮譽稱號。作為國慶35周年檢閱車項目的負責人之一，充分利用自身的外語和專業技術優勢，與其他技術人員一起夜以繼日，攻克難關，出色地完成了檢閱車的試製任務，受到中央軍委的通令嘉獎。1985年2月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副廠長、總經濟師，主要負責對外貿易工作，認真研究汽車工業發展形勢，積極引進設備、提高技術、培養人才，為一汽的產品改型換代和發展我國轎車工業作出突出貢獻。特別在主持引進「488」發動機、奧迪車型項目、威斯摩蘭焊裝線和15萬輛捷達轎車項目談判中，利用廣博的業務知識、精湛的專業技術和高超的談判技巧，克服多種困難，成功引進了項目，為國家節省了大量資金，也為一汽的業務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990年5月，呂福源同志調北京工作，先後任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機械工業部黨組成員、汽車工業司司長。1994年3月起任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參與制定了我國《汽車工業產業政策》，組織重大合資合作項目的實施，推動我國汽車工業重大項目建設，為我國汽車產業提高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國際競爭力作出了突出貢獻。作為機械工業特別是汽車行業的領導和專家，對國際經濟形勢和行業發展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過程中，組織研究制定了我國汽車工業的應對措施，為保護我國汽車工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在領導機械工業科技工作期間，推動機械行業科技進步和行業科技體制改革，指導進行機械行業內部挖潛，為機械行業提高產品質量，優化組織結構，提高自主開發能力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8年3月，呂福源同志任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他堅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科教興國」戰略，研究教育工作中的重大課題，不斷推進教育體制改革。他先後主管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力推進素質教育，組織進行基礎教育課程體系和教材改革，重視師德教育和教師教學能力的提高，為實現基礎教育的「兩基」目標傾注了大量心血；堅決貫徹 「共建、調整、合作、合併」方針，精心組織，積極協調，制訂周密方案，為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級政府兩級管理、以省級政府為主的新的高校管理體制，推動重點高校「211」工程建設，為我國建設高水平大學和重點學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中央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培養專門人才的要求，組織實施高校連續3年擴招，加強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積極倡導在高校試辦示範性軟件學院，積極組織實施直接引進國外高校的優秀原版教材的工作，縮短了大學教材編寫和使用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他大力推進高校調整結構，重視學科建設，下大力氣抓新興學科的發展，促進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為我國人才培養和高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2002年2月，呂福源同志任外經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同年9月任外經貿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他以高度的熱情投入新的工作領域，刻苦學習，深入調研，認真做好分管的綜合工作和政策研究工作，指導進行國際化、區域化和加入世貿組織新形勢下發展外經貿業務的調查研究，推動外經貿部的信息化建設。

2003年3月，呂福源同志任商務部部長、黨組書記。他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牢記使命，恪盡職守，顧大局，識大體，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順利完成了商務部的組建和職能的整合轉變，實現了人員和業務的平穩過渡。在抗擊非典工作中，認真貫徹中央「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鬆，一手抓經濟建設不動搖」的戰略決策，採取果斷措施，保障了市場物資供應，穩定了國內市場。在對外經濟貿易工作中，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和入世承諾，緊密圍繞發展這一第一要務，求真務實，開拓創新，提出了關於促進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事業發展的20項重點任務。全面加強部機關的制度建設、作風建設、信息化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大力加強商務業務發展規劃，深化內、外貿和國際經濟合作管理體制改革，加強進出口宏觀調控，促進外貿立法和內外貿一體化，為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事業持續、健康、穩定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同年7、8月，他成功主持第五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後，馬上出訪了加拿大、俄羅斯、土耳其、柬埔寨等國家，夜以繼日，參加了幾十次外事活動，取得明顯成果。9月初，在已初查出患病的情況下，仍堅持抱病參加了在坎昆舉行的世貿組織第五次部長級會議，短時間內參加了近30次重要的外事活動，不僅在多個領域闡述了中方立場，還同世貿組織、歐盟及美、加、澳等11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多次多、雙邊溝通和磋商，為推動世貿組織新一輪多邊談判和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做出了積極努力。9月下旬，他開始住院治療。2004年2月他從事業和工作大局出發，向中央提出辭去商務部部長職務的請求，經中央批准，免去其商務部部長職務，繼續擔任商務部黨組書記。

住院治療期間，呂福源同志仍然堅持學習，在與疾病做頑強鬥爭的同時心繫我國商務事業，在病榻上堅持帶病工作，關心我國市場體系建設、流通體制改革、進出口貿易、引進外資和國際經濟合作等各項業務發展的情況，認真履行商務部黨組書記職責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技術專家

1972年9月，呂福源經對調進入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紅旗轎車分廠總裝車間，成為一名冷氣裝配工。呂福源常對家人說，能在全國第一的汽車廠當工人，是非常自豪的！這種自豪感最直接的體現恐怕就在於，即使是被分配做冷氣裝配這樣與他名牌大學畢業生的身份極不相稱的工作，他也是全身心投入。白天，他和工人師傅搶着干力氣活，晚上則埋頭於資料中，對空調製冷的原理追根究底。

到一汽不久後的一天，呂福源就發現，在援助朝鮮的紅旗轎車中漢語和英語兩本說明書關於空調製冷原理的說明有根本性錯誤。在查閱了大量資料之後，他把修改說明書的報告交給了車間。之後的一天，他正在裝配轎車的地溝里幹活，忽然有人走過來大聲問：「是呂福源嗎？」來人是曾留學美國並在福特工作過的轎車廠總工程師、我國第一輛轎車——「東風」轎車的設計者之一史汝楫。他是看了呂福源的報告後，專門下車間來找他的。後來，轎車廠按呂福源的建議對說明書進行了修改。這個「膽子大」、外語又好的年輕人也就此進入了廠領導層的視野。

上世紀70年代初，為迅速恢復紅旗轎車生產、提高紅旗車質量，一汽從國外進口了一批高精尖設備。當時隨設備帶來了大批國外資料，日文、英文都有，急需翻譯。1974年的一天，時任轎車廠總工程師的趙靜岩找到呂福源，讓他在業餘時間翻譯幾篇英日文資料。結果，趙靜岩大大吃了一驚，因為呂福源的譯文水平比他找的專業翻譯高多了。於是，呂福源被借調到技術科，在翻譯了大量外文資料之後，又扛起了向高精尖技術挑戰的重任——負責一汽從日本引進的我國汽車行業第一台三坐標測量機的安裝調試和人員培訓工作。

三坐標測量機是一種技術密集型的智能化測量儀器，用於測量汽車零部件的加工精度。當呂福源第一次看到三坐標測量機時，由於當時的歷史情況，設備一直沒開箱，受了風吹雨淋，機械部分鏽蝕了，計算機部分已全無動作。為了調出這台受損機器的最佳精度，追蹤國際上三坐標測量機的最新發展，在當時相當閉塞的環境下，呂福源抓住一切機會，去北京各大圖書館，尤其是部隊、軍事院校的圖書館收集資料。在克服了重重困難之後，他終於掌握了關鍵數據，使設備投入了生產使用。

但呂福源並未就此止步，而是進行了更深一層的開發工作。通過自學計算機語言，利用三坐標測量機附帶的美國HP 9810電子計算機，他又開發出了後橋齒輪計算程序，這是一汽歷史上第一個自主開發的計算機程序。從此，呂福源在三坐標測量機方面聲名鵲起，全國各地的同行紛紛慕名前來請教。而且，凡一機部所屬企業要引進三坐標測量機，談判和驗收工作是必定要請呂福源參加的。

「文革」結束後，全國上下一派新氣象，科技重又受到了重視。此時，已成長為業內數一數二的技術專家的呂福源奔走於各兄弟廠，幫助進行驗收、索賠等工作，壯志滿懷，意氣風發。1978年，呂福源受一機部指派，赴重慶汽車發動機廠驗收從日本引進的三坐標測量機。在對計算機三天三夜的考機運行中，呂福源查出此設備內存板存在故障。經過據理力爭，我方向日方索賠成功。在從重慶歸來的火車上，呂福源寫下了一首詩，記錄了與日方技術人員柴山、金田、市瀨、木村談判時的感受。

談判高手

1985年2月，呂福源升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副廠長、總經濟師，主要負責經營和對外經貿工作。從那時起直到1990年調離一汽，呂福源輾轉奔波於歐洲和美國之間，進行了大量艱難的談判工作，促成了一汽奧迪車型的引進及15萬輛捷達轎車項目的上馬，為一汽以上轎車、輕型車為主要標誌的第三次創業在硬件上做了充分的準備。呂福源因此被一汽人尊稱為「一汽的基辛格」。

頗富傳奇色彩的要數一汽對德國大眾在美國威斯摩蘭工廠設備的引進。這些生產線上生產出來的捷達等轎車使一汽在國內轎車生產的競爭中拔得了頭籌。如今，一汽—大眾的總裝線和焊裝線大部分用的仍是威斯摩蘭廠的主要設備，其中焊裝線有64個機械人，其自動化程度仍居我國同類設備之首。

1988年底到1989年春，一汽決定買下德國大眾位於美國賓州威斯摩蘭一座工廠的全部設備(主廠房26萬平方米，有車身焊裝、油漆、總裝三個車間)，這樣他們就能最快地擁有一座年產30萬輛轎車的工廠，在國內的競爭中贏得先機。為不走漏消息，一汽派出了只有呂福源和外經處副總工程師李光榮兩個人的「微型」代表團。在談判中，德方要價3900萬美元，但呂福源手上只有國家給的2000萬美元外匯額度。談判進行了21天之後，雙方在2500萬美元這個關口上卡住了。談判已無法進行下去，德國人決定送客，機票也買好了。在第二天的告別宴上，呂福源聽德國大眾的幾個人在用英語閒聊時提起：由於奧迪新車型的開發沒有跟上，他們很擔心當年德國大眾會因為達不到保本點而裁員。呂福源立即抓住這個信息，對他們說，「我們可不可以互相解決一點困難，在未來幾年，我作為最大的用戶買你的車(當時國家計委有此計劃)，使你的車超過保本點，但是你要把那個工廠完全給我。」對方一聽也很興奮，立刻說，那你們先別走，退掉票，我們要向董事會報告。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又一輪激烈的談判後，呂福源把德方要求我們購買奧迪車散件的數量由20000台壓到了14500台。簽完合同後，他又馬不停蹄地奔赴美國，把一汽在美國的進修生調到威斯摩蘭，守住了工廠的大門。美國人看得目瞪口呆：這個工廠這麼簡單就變成中國人的了？!

在美國，呂福源又對方方面面做了大量說服工作，終於使得一汽能夠把100多名技術人員和工人派往威斯摩蘭，和當地的工人一起聯合動手拆裝設備。因為只有聯合動手，一汽的工人才能得到有效培訓，回國後這些生產線才能最快地投入使用，也才可能為「捷達」最快上市贏得時間。果然，聯合拆裝一事還是遭到了美國鋼鐵工會的起訴，對方認為在他們國內存在大量失業工人的情況下，拆遷設備的工作不雇用當地人是違法的。憑藉之前周密細緻的工作，呂福源帶領一汽有驚無險地渡過了這個關口。

後來，一汽又將呂福源贏得的這座「免費」工廠的設備作價2500萬美元，加上拆遷費、海運費等，以3800萬馬克的總價值作實物出資，投入到了一汽—大眾的資本金中。節省下來的2000萬美元則用來武裝了幾個分廠，使它們都變成了行業里一流的零部件廠。

呂福源另一件為汽車界人士所津津樂道的事是引進「488」發動機時的海損賠償案。1986年一汽引進克萊斯勒「488」發動機項目的談判時間長達9個月，呂福源作為項目的中方負責人，在整個談判以及落實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在發動機設備的運輸過程中，貨輪遭遇特大風暴的襲擊，機器設備受損。因對方裝箱時存在一定問題，一汽向克萊斯勒提出了索賠要求，但對方認為這是不可抗力，不想賠償。在最關鍵的一場談判中，看美方堅決不同意賠償，呂福源便說，好，既然是不可抗力，那麼我遭遇了不可抗力，兩年不能投產，所有合同上的其他義務，包括我們對美國付款的義務，也就兩年都不能履行了。美國人一聽，無奈地笑了，因為如果我方不履行合同上的義務，他們的損失加起來，比賠償我們的數額要大一倍還多。最後，美方賠償了我方8%的損失，海損事件順利解決。

行業指路人

1990年，呂福源調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任副總經理。1993年秋，新一屆政府改革，汽車工業的管理職能由中汽總公司劃入機械工業部，呂福源先任汽車工業司司長，從1994年春開始任主管汽車工業的副部長，全面負責起了中國的汽車事業。呂福源時常告誡自己的下屬——既要了解世界經濟技術的發展動態，把握世界經濟技術發展的脈搏，又要吃透我們國家的方針政策，這樣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汽車發展政策和規劃。他是真真實實「以振興中國汽車工業為己任」的。

20年前，國外曾有人預測，中國人永遠都做不了轎車；10多年前，國內圍繞要不要發展轎車的問題爭論不休。呂福源在審慎分析汽車產業的現狀和未來之後，堅持認為轎車進入百姓家庭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如果我們錯失發展轎車的機遇，我們這個潛力無窮的大市場就會完全被國外大公司所占領。在此基礎上，他說出了那句被廣泛引用的「名言」：12億人的中國搞現代化，人流比物流更重要。拉4個人的轎車比拉4噸石頭的卡車有更大的生產力。

上任不久，呂福源即力主籌辦轎車進入家庭的研討和展示會，邀請全球主要汽車生產企業與中國政府及企業共同參加，這就是「當代國際轎車發展與中國轎車發展戰略技術交流研討及展示會(即PSE』94)」。PSE』94首次把研討和展示結合了起來，世界各大廠商都帶來了他們精心挑選的車型。這一形式新穎的大會動員了社會各個階層的熱情，為改變人們的觀念，改變以公費購買和使用為主的市場結構，促進中外汽車界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更深層次的交流與合作，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中國汽車工業的歷史性轉折做好了充分準備。

1995年和1996年，在呂福源的領導下，我國又成功舉辦了PSE』95 ——「汽車零部件發展及世界汽車發展趨勢研討及展示會」，PSE』96——「汽車產品開發及世界汽車發展趨勢研討及展示會」。這裡面，貫穿了呂福源的一個戰略意圖。第一步，在轎車是否進入家庭的爭論仍很激烈的形勢下，研討家用轎車，引起外資對中國汽車工業的關注，保持汽車工業的旺盛發展勢頭；第二步、第三步，則是在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汽車業發展主流的形勢下，強調開發，強調零部件，避免中國汽車工業陷入單純的製造和組裝，避免成為外國大公司的附庸。

呂福源有一種大胸懷，大眼光。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他就不斷呼籲，我國汽車行業一定要建立自主開發的能力，不能走引進——消化——吸收——落後——淘汰這條路。他的一些想法，如全國汽車行業一盤棋，我國汽車工業應儘快融入全球產業的大分工，應注重汽車的安全和環保，中國的汽車業必然要走整合合併的道路，等等，直至目前仍極具指導意義。車用汽油機電子控制技術是汽車大幅度提高節能水平和降低排放污染的關鍵技術。我國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籌建生產汽油發動機管理系統的聯合汽車電子公司，在此過程中，呂福源提出了全國統一規劃，打破部門、地區界限，高起點引進生產、開發和匹配技術等要求。為了集中資源，增加影響力，呂福源親自向一汽、東風、上汽、北汽等公司提出參股的要求，並得到了他們的響應。在呂福源的領導與推動下，這一項目為全國陸續實施歐Ⅰ、歐Ⅱ、歐Ⅲ排放標準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汽車企業罕見的由政府主導、跨地區跨行業聯合開發的成功項目，對於破除各自為政、相互封閉的舊觀念，改變中國汽車工業分散、重複、小而全、低水平的現狀具有重要意義。

到中汽總公司赴任伊始，呂福源就組織了汽車模具項目。轎車的生產一般分為三個環節，即產品開發、模具製造、生產廠家投入生產。汽車覆蓋件模具廠是技術密集和資金密集型產業，在發達國家，模具廠都是獨立的。汽車廠開發出產品準備投產時，即可到模具廠訂貨，這樣100多套高精度的大型模具幾個月內就能製造完成並交付生產。西方大的汽車廠家之所以能不間斷地快速推出新車型，這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我國的模具廠卻全部隸屬於汽車廠，功能只限於對模具進行修修補補。基於此，呂福源提出我國應建立一到兩個模具中心，一個建議是：找一個實力較強的廠家，將模具分廠獨立出來，積累一些資金，為向高層次發展打下基礎。雖然大家都認為這是有利於汽車行業全局發展的大好事，應該做，但卻沒有哪個汽車廠願意將自己的模具分廠獨立出來，最後這一計劃只能無疾而終。另外，呂福源還曾發起國內各大企業共同出資在美國成立設計公司，以近距離接觸國外最新的設計技術，作為國內企業在國外實施產品開發的平台；他還主持過ABS和安全氣囊等項目，但都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行。

但無論如何，呂福源前瞻性的眼光，必然會在歷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在具體的工作上，呂福源從實際出發，也有很多創舉。在汽車司成立初期，時任司長的呂福源就力主建立司務會制度：重要工作由汽車司的司級領導及各個處的處長共同研究，共同決定，目的是打破部門分工界限，避免專權腐敗。其時，汽車司的工作內容包括批准項目、外匯分配、進口配額、產品目錄等許多重要職能。這一制度保障了機械工業部汽車司這樣一個人數極少而重權在握的部門能夠很好地履行它的職能，從體制上保障了工作人員不犯錯誤。

在我國加入WTO之前，為了正確制定加入世貿組織後的應對措施和相關政策，呂福源又創造性地成立了「汽車行業關稅稅則工作小組」，成員有汽車工業司的同志、有關專家、主要汽車生產企業的主要領導等。這一組織形式，作為一個高層次的綜合決策平台，將前方與後方、政府與企業、當前與長遠、理論與現實、政策制定與實施等有機地結合了起來，為中國復關談判、加入WTO，在汽車這一敏感問題的談判策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保證汽車產業入世前後的平穩發展、減少衝擊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呂福源以其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對汽車產業的敏銳洞察力，為我國汽車工業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具有前瞻性的應對政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汽車工業並未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會遭遇滅頂之災。相反，我國的汽車工業不僅成為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而且經由健康穩步的發展，我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汽車生產國。

平民部長

去過呂福源家的人，都對他家裡的一對沙發椅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紀80年代一汽的「知青廠」利用為「紅旗牌」客車生產座椅停產後餘下的料件，製作而成的一批汽車座椅型的特殊沙發椅。這種沙發椅骨架全是方形角鐵，只是扶手上有兩塊木板，坐起來並不舒服。而且由於用得太久，坐墊、拉簧都損壞了，但呂福源仍然捨不得扔掉，只是讓修理工湊合着修補了一下，又做了一套椅套罩起來。和這對沙發椅配套的，還有80年代我們司空見慣的一個茶几。

呂福源出生在一個有兄弟姐妹八人的大家庭中，一大家子的全部生活來源只是父親的一份工資。在這樣一個貧窮的環境中長大，呂福源養成了異常艱苦樸素的作風。後來無論地位如何變化，他的生活都一樣儉樸。樸素已經是他血液中的一部分，一位老同事對他有一個恰如其分的評價，「在他看來，超過實用價值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東西都是非常的浪費。」

在呂福源住院的最後時間裡，女兒幫他清理那把舊得已經看不出是什麼牌子的刮鬍刀時，呂福源特意叮囑她：兩邊的刀片不能互換，把刀片分別取下來清理乾淨後，還要放回原位。這樣，刀片和驅動軸就不用重新磨合，可以延長使用壽命。對所有東西，呂福源都有一套類似的愛護方法。他家裡的冰箱和洗衣機自從買來之後，一直用到現在，都沒有出過太大的故障。

除了捨得花錢買書之外，其他生活消耗品呂福源都是最低標準。他幾次想買一把軟一點的高背椅子，可到商店看了價格，卻始終捨不得買。打開他的衣櫥，除了正式場合穿的幾套西服之外，襯衫全是幾十塊錢一件的。有一次，呂福源去兒子家，由於是冬天，屋裡比較冷，兒媳就拿了一雙白色的毛拖鞋讓他換上。可他卻堅持要穿普通塑料拖鞋，並解釋說，他穿的一元錢一雙的襪子，買的時候不知道掉顏色，穿了以後才發現，所以不能穿白色的毛拖鞋。

「超過實用價值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東西都是非常的浪費」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呂福源在生活上的樸素，也適用於他的個性。他不喜虛派頭，不喜應酬，也不拐彎抹角地說廢話。他如果說什麼做什麼，是一定要解決問題的。他不會用任何時間去做超出「實用價值」的事情。他到外地出差，從來都是輕車簡從。每次出差前，總是一再叮囑接待單位，在吃住等生活方面的安排要簡單，不要鋪張浪費，但是要處理的事情，要解決的問題必須事先準備好。到了目的地，他經常是立刻投入工作，工作完成之後馬上啟程返回。有一次，他頭一天從北京飛到廣東，下了飛機後立即會見省有關領導，研究工作；第二天在廣東辦完事，又立即驅車直奔碼頭，中間只在路邊的一個小飯館吃了個午飯，乘船趕到海口時已是下午近四點，他又馬不停蹄地召集開會研究問題，一直工作到夜裡；第三天一早天還沒亮，他就乘坐首趟航班趕回了北京。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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