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卷三·正論

反經

反經·卷三·正論出自《反經》（亦稱《長短經》）是一本謀略奇書，由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老師道家末枝縱橫家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華夏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

目錄

原文

議曰：《反經》、《是非》、《適變》三篇，雖博辯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無所歸宿。故作《正論》以質之。)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司馬談曰：「《易》着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理人也。」)

　　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也。

　　(子夏曰：「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晉時王政陵遲，南陽魯褒着《錢神論》，吳郡蔡洪作《孤憤》。前史以為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謂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也。(《書》着帝王之道，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也)

　　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也。

　　(《樂》書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其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宮為君，商為臣，角為人，征為事，羽為物。五音不亂，則無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捶，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征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音皆亂，則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國滅亡無日矣。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信，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征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征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班固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着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靜；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呂氏春秋》曰：「亡國戮人，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

　　范曄曰：「夫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存器而亡本，樂之失也。調氣以和聲，樂之盛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養，孝之大也。」

　　議曰：東方角主仁，南方征主禮，中央宮主信，西方商主義，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為：征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則以征主智，羽主禮，與舊例乖殊。故非末學所能詳也。)

　　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也。(《易》之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相害。)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人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盪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必正名於衛，所居不合，豈不哀哉！」

　　班固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踴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之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鬥之獄煩；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也。

　　(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代，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代，反之正道，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受命於穆清，澤流四極，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罪莫大焉。余所謂述，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矣。

　　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此僻儒之患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十數，累世不能通其學，常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范曄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朝綱日陵，國隙屢啟，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剛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民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移矣，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禮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者，斯豈非學者之效乎？故先師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道家者，蓋出於史官，曆紀成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君臣並至，使自明也。」)

　　陰陽家者，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經，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故曰：日蝕、地震皆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棄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征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遂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宮室，飾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城，則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管輅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人擾，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又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驅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沉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鶂退飛；伯姬將焚，鳥鳴其哭；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雲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後漢竇武上書曰：「間者有喜禾、芝草、黃龍之瑞見。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吉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又裴楷曰：「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麔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也。」

　　魏青龍中，張掖郡玄川，溢涌寶石負鼎狀，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時人以為魏端，任令於綽齎以問張珔，珔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以禎祥先見，然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廢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後司馬氏果代魏。

　　漢武時，巫為上致神君，神君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亂則有氣變而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為女，死而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仿佛在於人間，言語聲音，此精神之異也。夫形神之異，各以類感。善則生吉，惡則生凶，精氣之際，自然之符異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氣失其節，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也。」

　　《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仇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當漢武之時，賦斂繁眾，人民雕弊，故有無形而言至也。其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仇而生妖之類也。故通於道者，正身，則萬物精神形氣，各返其本也。」

　　後漢陳蕃上書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實在修德。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害德。」

　　《漢書》曰：「夫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法家者，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賊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使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至於尊主卑臣，明職分，不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者，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繳者為之(繳，音工鈞反。)，則苟鈎鈲析亂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名家使人檢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夫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鈲，音普覓反。)

　　墨家者，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於治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夫墨者亦上論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人之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莫能廢也。」

　　漢武帝問董仲舒策曰：「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旨哉？」對曰：「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此王道也。」)

　　縱橫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音）許遠反)而棄其信。此縱橫之弊也。

　　(荀悅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夫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世者，謂之遊說；色取人，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凡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無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下筆。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飾華廢實，競取時利，薄骨肉之恩，篤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盈於道路，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義。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矣。遊說之本，生於是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之，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至於詐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泛愛容眾，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奸宄矣。甚相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游廢矣。」)

　　雜家者，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

　　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臣之並耕，悖於上下之序，農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馬遷《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羞貧賤。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

　　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論曰：范曄稱：「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也。而遭運無恆，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

　　嘗試論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飲，理跡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權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代，則大同極軌，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穴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治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讎，寬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弊由崇儉；楚楚衣裳，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

　　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大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修畫一之法。斯實馳張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統乎？

　　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中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於變哉？

譯文

　[「反經」、「是非」、「適變」三篇論文雖然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廣泛論證，陳述了各家各派學說的利弊，然而不足之處是對某些問題元暇顧及，有的闡述也比較散漫，使人有無所適從之感。因此作這篇「正論」作為補充，以使論述進一步充實完善。]

　　孔子說：「《禮記》、《詩經》、《樂經》、《尚書》、《周易》和《春秋》這六種文史著作雖然內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講求政治的目的卻是一致的。《禮》可以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可以培養平和純潔的心志，《書》用來指導為人處事，《詩》用來表達情意，《易》用來預測神奇的變化，《春秋》用來明辨道義。」

　　[司馬談說：「《周易》是闡明天地、陰陽、四時與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變化見長；《禮記》是闡述倫理道德的，所以注重於行為；《尚書》記敘的是堯舜禹三代的事跡，故以政治見長；《詩經》記載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故長於風土民情；《樂經》論述音樂，因而以和諧為主題；《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說理明心見長。」]

　　所以說，到了一個國家，很容易感覺出這個國家是用什麼來教化民眾的。

　　如果民風純樸敦厚，這是《詩》教的結果；民眾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是《書》教的結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樂》教的結果；心志純潔，見識精微，是《易》教的結果；恭敬儉樸，謙遜莊重，是《禮》教的結果；善於言辭，言簡義賅，是《春秋》教化的結果。因此，失去《詩》教，人則愚昧；失去《書》教，則多誣陷不實之言；失去《樂》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眾則狡猾邪惡；失去《禮》教，社會風氣則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導，朝野秩序混亂。民風溫和敦厚而不愚昧，這是由於深受《詩經》薰陶教育的結果。

　　[子夏說：「不同的聲調藝術化之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倫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沒有比《詩》更切近了。」

　　太史公說：「《詩·大雅》說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卻在於用德性來教化百姓，《詩·小雅》是通過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內在含義影響上層統治者。它們所說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它們合乎仁德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晉時王政衰微，南陽的魯褒寫了《錢神論》，吳郡的蔡洪寫了《孤憤》。從前的史書認為『亂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這些著作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民眾如果既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誠實正直，這是對《書》教深切領會的結果[《書》闡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謨、訓誥、誓命之類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義]。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驕奢淫逸，這是對《樂》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樂經》說：「大凡樂音都是由於人心有所感而發。感情萌動於內心，就表現為聲音，聲音組成一定的曲調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愴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音樂往往和政治的興衰有着很密切的聯繫。五音中的宮調低沉穩建，就象統領天下的君王；商調比較剛正堅實，就象分管政務的文武百官；角調柔和適中，就象人民大眾；徵調細膩輕揚，就象紛繁的事務；羽調輕鬆高昂，就象宇宙萬物。如果這五種音調諧和統一，就沒有滯澀雜亂的音調出現。如果宮音散亂，則流於荒漫，說明國君驕縱；商音散亂，則流於邪僻，說明臣子敗壞；角音混亂，則流於抑鬱，說明民眾怨忿；徵音散亂，則流於哀怨，說明人民過分勤苦；羽音散亂，則流於危亡，說明財物匱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亂失調，相互干擾牴觸，這叫輕漫，那麼國家的滅亡大概就沒有幾天了。上古聖明的國君提倡音樂的本意，並不是為使自己賞心快意，滿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藉此激盪血脈，振奮精神，從而和諧調整人心。五音與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宮音與脾與信，宮音與肺與義，角音與肝與仁，徵音與心與禮，羽音與腎與智一一對應，當五音發起時，會與其相應的五臟發生感應，並對信、義、仁、禮、智發生作用，從而對人的思想情緒給予調和與淨化。所以聽到宮音，會使人心情溫柔舒暢，胸襟開闊；聽到商音，會使人剛正不阿，嚮往正義；聽到角音，會使人惻隱憐憫，待人溫和；聽到徵音，會使人樂善好施，寬厚愛人；聽到羽音，會使人莊嚴穆，彬彬有禮。禮是對外在行為的約束，進而深入心裡去調和情志；音樂則是由於內心情志的感應，進而向外擴展來影響人的行為舉止。所以聖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聽雅正和頌讚的音樂，目睹莊嚴肅穆的禮儀，走路儀表恭敬，言談不離仁義。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講話，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遠沒有機會污染他的心靈。」

　　班固說：「音樂，是聖人所喜歡的。音樂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氣心智的情性，可是哀樂喜怒卻沒有常規。人受到音樂的感染，心有所動，就要通過情感流露出來。因此，當輕柔傷感的音樂發起時，聽眾就會悲傷憂愁；當平和舒緩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感到安樂康泰；當粗獷猛烈的音樂響時，聽眾就會有剛強堅毅的反應；當率真坦誠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向莊嚴肅穆；當寬裕祥和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顯出慈愛的情態；當放縱邪辟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受到淫蕩騷亂的誘惑。古代的君王為淫蕩的音樂而感到恥辱，所以製作了雅正、讚頌的音樂讓人聽。他們依據人的情性，遵循節律，以禮儀為其內容，注入蓬勃的生氣，以倫理綱常的內涵來引導聽眾，不使陽剛之氣任性發泄，不使陰柔之氣鬱積不散，使陰陽剛柔和暢而交融而後再用中正平和的樂音表現出來。這樣，就能感召激發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們的心靈。這就是先王創立音樂的根本出發點。」

　　《呂氏春秋》說：「國家滅亡或是行刑殺人，並不是沒有音樂，然而這種音樂不會使人快樂。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會發出笑聲；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發狂的人，也會舞蹈。亂世的音樂，和這三種人的歌舞很有點相似之處。」范曄說：「鐘鼓不是音樂的本質，但是樂器離不了鐘鼓；豬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東西，然而瞻養雙親卻不能沒有它們。只看重樂器的重要性而忘記了音樂的根本目的，音樂就失去了意義。用和諧的韻律來協調內心的氣質，這才是音樂的盛事。因為崇尚瞻養老人而傷害了雙親，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確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撫養老人，這才是最大的孝。」

　　東方、角音與仁、南方、徵音與禮，中央、宮音與信，西方、商音與義，北方、羽音與智——各各相應，這是樂理之常識。司馬遷卻認為徵音與心、智相應，羽音與腎、禮相應。這與舊例不符。這不是未流學者所能參詳的。]

　　心志純潔，見識精微而不邪惡，這是對《周易》深刻領會的結果[《周易》奧妙精微，愛與惡此進彼退，從遙遠與近身的天地萬物都有所吸取，不讓人過於親近以致互相傷害]。

　　恭敬儉樸，謙遜莊重而不浮躁，這是對《禮》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太史公說：「我曾到過秦代掌管禮儀的大行官署，在那裡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禮制的相沿變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來依據人情制定禮法，必須依照人性規定各種行為規範。人情道理千頭萬緒，要把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規矩貫穿於其中的各個方面，用仁義道德誘導人們上進向善，用刑罰規範約束邪惡行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貴，使爵祿厚重者蒙受恩寵。用這些手段來統一天下，治理萬民。人們的身體既然喜歡乘坐車馬，那就在車身和車轅上塗繪金色紋飾；既然眼睛喜歡繽紛的五色，就在衣服上製作了各種不同的圖案和花紋來美化儀容；既然耳朵喜歡美妙動聽的聲音，就調和金石絲竹來振奮人的精神；口舌喜歡品嘗多種美味，就製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歡珍奇美物，於是就打磨圭璧玉器來滿足人們好奇的心理。古代賢王祭天所用的大車，只鋪一塊不收邊的蓆子；上朝的服飾也不過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質料的衣裳；欣賞音樂，樂器也不過是朱紅絲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沒有調料的肉湯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於防止淫佚奢侈，補救由於過分奢華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貴賤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節制，這就是禮教維繫社會秩序的功效。自從周王室衰微之後，禮樂制度都被廢棄破壞，君臣上下，無不超越了自身應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貴可與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規蹈矩，堅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華腐敗、僭越禮制的卻被認為是顯貴榮耀。拿子夏來說，他是孔子最優秀的弟子，尚且還說『當我在外面看到社會上的繁華瑰麗時，心裡很喜歡，可當我回來聽了先生的教導，心裡也很高興，這兩種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裡交戰，可又往往無法取捨判斷。』子夏尚且如此，何況那些中等品質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響，能不被腐化的社會風氣征服嗎？孔子說：

　　『必須端正名分。』可是他在衛國與當權者的主張格格不入。豈不令人悲痛！」

　　班固說：「人吸收了天地間的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節制，聖人能找到辦法加以節制，可是聖人不能滅絕人性。效法自然規律制定禮樂制度，目的就是為了通神明，立人倫，修正人的情性，節制人事使之恰當適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來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禮儀來規範它；有交接之道和長幼之序，因而制訂宴飲的禮儀；有哀悼死者、思念遠方親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訂喪禮和祭祀；有尊重長者、效忠國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覲見的禮制。悲痛時有哭泣頓足的節奏，高興時有載歌載舞的舉動，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實，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說，婚姻的禮法廢棄了，夫婦關係就有苦難，犯yín亂罪的人就會增加；宴飲的禮儀廢棄了，長幼之序就會混亂，爭鬥的事件就會頻繁；喪禮、祭祀的禮儀廢棄了，骨肉之情就會淡薄，不熱愛生活的人就會大量出現；朝拜禮聘的規矩廢棄了，君臣的地位就會顛倒，犯上作亂的事件就會發生。所以孔子說：『安定朝綱，治理天下，沒有比禮制更好的了；移風易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所謂以謙恭禮讓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禮樂啊！』」]

　　善於言辭，言簡義賅而秩序不亂，這是對《春秋》體會深刻的結果。

　　[上大夫壺遂問司馬遷：「當初孔子為什麼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說：『周朝的王道衰微時，孔子正作魯國的司寇，想振興王道。可是諸侯陷害他，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再說也沒有用處，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不會被採納。於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貶寓於作《春秋》所記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之中，作為天下的準則。他貶斥僭禮的諸侯，聲討犯上的大夫，只不過是為了實行上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用空洞的說教去教育別人，還不如記載具體歷史事件，因事見義，更為深切顯明。』《春秋》一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倫理綱常，判別嫌疑，明辨是非，論定猶豫難決之事，表彰善良，貶斥邪惡，尊重賢能，蔑視不肖。保存亡國的史跡，接續斷絕的世系，彌補殘缺，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的要點。撥亂反正，沒有比《春秋》更適用的了。在《春秋》中，記載有三十六起弒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國事件，至於諸候流亡國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計其數。考察其原因，都是因為喪失了禮義為一為君治國的根本。」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代，上無賢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議論，以便判斷禮義，作為統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賢明的天子，當官任職，上下各得其所，先生還要著書立說，想要闡明什麼呢？」

　　太史公說：「啊啊！不不！我聽父親說：『伏羲最為淳厚，他作了《易經》的八卦。堯舜的盛德，記載在《尚書》里，禮樂由此而興。商湯、周武王功業興隆，受到詩人的歌頌。《春秋》揚善抑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不僅僅是諷刺而已。』漢朝開國以來，到現在的聖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滿肅穆清和的氣氛，天子的思澤滋潤無邊，文武百官大力頌揚天子的盛德，總覺得不能表達自己的全部心意。況且天下有賢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國君的恥辱；如果主上聖明而其恩德得不到傳揚，則是主管官員的過錯。何況我專管史籍，如果不去記載明君的功德，這是莫大的罪過。我只不過是記述歷史，並不是什麼著作呀，而你卻拿它與《春秋》相比，這就不對了。」]

　　自從孔丘去世後，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論就斷絕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後，儒家的要旨就乖亂不堪了。戰國時形勢縱橫交錯，造成真偽分爭的局面，諸子百家的學說紛然雜亂。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輔佐君主，和順陰陽，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讀六部經典，注重仁義道德品質的修養之際，師法堯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為宗師，這是儒家的高明之處。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經失去了儒學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統的人又隨時代的變遷加以貶低或抬高，從而背離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學說曄眾取寵獨樹一幟的。

　　這都是淺薄的儒士所帶來的禍患。

　　[司馬談說：「儒家學說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難以照辦。但是他們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妻長幼之間的區別，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藝』作為準則，《六經》除經文本身外，加上以後的傳注和說解文字不下千萬，就是祖孫三代世守一經，也無法精通它的學說，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制。所以說儒學『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別君臣父子之間的禮數，區別夫婦長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曄說：「身着儒衣，遊學求教，經常談論的內容不離仁義，先生所傳授的，都是聖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學習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綱常，家家都知道改邪歸正的方法。自漢桓帝和漢靈帝以來，朝綱逐漸被破壞，國內的矛盾頻頻暴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沒有不知道國家所以分崩離析之原因的，然而剛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識破心懷不軌的奸賊的陰謀罷了。胸懷大志的英雄豪傑，屈從於卑鄙淺薄之儒生的謬論，而人民只會複述開國之君的教導，身處鄉野，只能屈從反動的潮流，苟且偷生。至於張溫、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國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聲卻遠播四海，俯仰顧盼之間，天下又風雲變幻，功業風流雲散。即便國家處在這樣一種亂世英雄起四方的動盪時局中，全國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維護着昏君的政體，處境尬尷地奉行君命，收集殘兵敗將，遵守各路豪傑的討賊盟約，毫無悔恨，這難道不是儒學的功效在起作用嗎？

　　由此可見，前輩尊師們鼓舞激勵後世學生們的功勞，實在是太忠誠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從史官中分離出來的，他們經歷、記載了歷代的成敗、存亡、禍福的經驗教訓，懂得執政的要點和根本，清靜無為，善守本性，堅持卑下柔弱，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們把這一原則作為君臨天下、治國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與堯的克已謙讓、《周易》的謙恭十分吻合，這是道家的長處。等到後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拋棄了禮樂制度的束縛，同時拋棄了仁義的原則，說只要清靜虛無，就能治理天下。這是道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談舉止都要合乎無形的『道』，認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們的學說，源本於陰陽四時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長處，名家和法家的精華，隨着時代的推移、人事的變遷來待人處事，這樣做則無處不適。道家學說旨趣簡明而又易於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揚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是很容易實行的，但是他們所講的話，一般人卻不易理解。他們的學術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踐原則，既沒有一成不變的勢態，也沒有常居不動的形狀，所以能徹底明白萬物的實際情況。應付萬物，既不搶先，也不居後，所以能夠主宰萬物。

　　法則的有無，順應時勢來確定；制度的興廢，根據事物的變化來決定。所以他們說：『聖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為能牢牢把握住因時通變這個原則。』虛無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執政的綱領，君臣各盡其才，使他們各自都有自知之明，這才是統治天下的最高藝術。」]

　　陰陽家大多是從負責天文曆法的官吏中分離出來的。他們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勤勉地通告關係到農業生產的四時節令。這是陰陽家的長處。到後來法古不化的人，則受制於諸多忌諱，只注意陰陽卜卦、鬼神仙道之類的術數，捨棄人事而信仰鬼神。這是陰陽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陰陽家的方術，博大詳盡，忌諱太多，使人受到許多約束，總是怕這怕那。但他們主張順應一年四季的節令從事農作，卻是不能不遵守的。陰陽家對於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節氣都有明確的界定與忌諱。告訴人們如果順從這些規範，就會昌盛得福，否則就會滅亡。其實未必完全是這樣。所以說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陰陽家所說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如果不遵守，那麼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沒有頭緒了，所以說它所規定的『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說：「天和人之間，如果兩者的精氣互相牴觸，就要彼此發生震盪，善與惡之間互相鬥爭，彼此也會發生推動作用。事情出現在人間，徵兆就會在星空顯示出來。所以陰陽之理，就在於各自都有感應。陰氣發動，寂靜的就會運動，陽氣會被掩蓋，明亮的東西就會變暗，這時水旱之災就會降臨。所以說，日蝕、地震都是陰盛陽衰的表現。對於君王來說，臣是陰，同理，兒是父之陰、妻是夫之陰，夷狄是中國之陰。據《春秋》所載，日蝕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當時有的應驗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權不在國君手中，或者妻子臨駕於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國君、兒子背叛父親。

　　事情雖然不同，性質卻是一樣的。因此賢明的國王一旦繼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視、聽、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壇，上秉天心，下序民風，使陰陽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於後宮，歌舞娛心，游宴打獵，不親自端正這五事，就會錯失於躬身親王，大中之道不確立，那麼災難的徵兆就會降臨，六種極大的不幸就會到來。凡是災禍的發生，各種怪異的、象徵人事過失的現象就會發生，用來警告世人。」

　　《左傳》說：「夜間打獵，飲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禮節，奪人農時，或者朝中出現了奸臣，國內有了陰謀，樹木也要出現該直不直、該曲不曲的現象。」又說：「廢棄法規，馳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有了這各種不正常的事情，那麼火焰都不會向上燃燒。」又說「大興土木，建造宮室樓台，宮中淫穢污亂，侵犯皇親國戚，侮辱父兄，那麼農業生產就不會取得成功。」

　　又說：「一個國家如果好戰，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鄰國家，那麼刀槍之類的武器連獸皮都割不破。」又說：「簡化宗廟的規格，不設置祈禱上天的祠堂，廢除祭祀，不順天時，那麼連水都不會向下滲透。」

　　管輅說：「高貴的人有什麼事情都會在天象上有所應驗。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戰爭發生，或者人為的騷亂，就會在物事上有所應驗。在物是指山林鳥魯之類。」又說：「上天如有重大的異象但不能說出來，只能把其精氣表現在星體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鳥獸物事上，驅動風雲來顯示異象，役使鳥獸來宣告神奇。顯示異象時一定會有或沉或浮的徵狀，宣告神奇時一定會有聲音的響動。因此，當宋襄公失德的時候，就有六隻鷁鳥從國都上空倒退着飛過；伯姬將要自焚的時候，會有鳥來歌唱她的災難；四國還沒有發生火災，火神祝融已經颳起了大風；紅雲夾擁着太陽，災難就在楚國降臨。

　　這是天人感應的明證。」

　　後漢竇武上書說：「近來，有嘉禾、芝草、黃龍的祥端徵兆出現。祥瑞的出現一般來說總是發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運的降臨實質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無德則有災。陛下的行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應當作喜慶祝賀。」裴楷說：「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以及古代帝王時代，黃河從來沒有清澈過。臣以為黃河是象徵諸侯的權位的，清屬陽，濁屬陰。黃河本應混濁，現在反而變清了，這說陰性的東西渴望變成陽性的東西，也就是說諸侯想稱帝。」京房所寫的《易傳》說：「『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異象，國內妖氣疊出，民間瘟疫流行，三者同時出現而黃河卻變清，這就好比春秋時麟本不該出現卻出現了。孔子記載了這件事，認為這是反常的表現。」

　　魏國青龍年間（公元233 年），張掖郡的玄川湧出一塊背着鼎的寶石， 形狀象麟象鳳象龍又象馬，用火一照就各各顯現原形。當時人們認為這是魏國的祥瑞之兆，於是命令於綽，攜帶着財寶去請教隱士張臶，張偷偷告訴於綽：「神明只預言未來，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禎祥之兆預告未來，然後興盛還是衰落才會隨之而來。漢朝滅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還追述什麼興廢之兆呢？這塊寶石今天的變異，只是將來之吉祥的徵兆。」後來司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權。

　　漢武帝時，巫為皇帝召來了神君，可是只能聽到神君說話的聲音而看不見它的形體。荀悅對此解釋說：「《周易》認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規則，不能混亂。亂就會有精氣變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來，死去的柳樹復活，這是有形之物的變異；男化為女，死而復生，這是人的變異；鬼神仿佛在人間說話，這是精神的變異。形體和精神的變異，各以其類互相感應。善就生吉祥，惡就生凶厄，精靈與人之間，自然的精靈會與之感應而發生變異。因此，假如違逆了天理，神靈就會失去調節，妖精就會作亂；違逆了地理，形體失去調節，妖怪就會出現；違逆了陰陽中和的人理，人體內的神氣失去調節，妖物就會出現。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類的現象，就是精神的變異。」

　　《春秋》說：「辦事不合時宜，人就會有怨恨，那麼本來不會說話的物體就會說話。」漢武帝時，賦稅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現無形之物說話的現象。在《洪範》中也有因犯上作亂就產生妖異的記載。這都是怨恨會生妖的證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氣就會各歸本體。後漢陳著上書說：「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數十年間沒有出現過災害，那是因為周室已被上天拋棄的緣故。而上天對於漢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災，這是為了提醒陛下除滅妖孽，摒棄邪嬖，實實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書》上說：

　　『天子看見怪異就去修德，諸侯看見怪異就去修政，大夫看見怪異就去修職，士人百姓看見怪異就去修身。』神靈不能傷害道，妖孽不能傷害德。」

　　《漢書》說：「感動人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辭，順應天的是事實而不是文彩。」這都是對天人感應之道理的簡略說明。]

　　法家大多出身於管理刑法的官員。他們講信用，賞罰分明，用此輔助禮制來治理天下。這是法家的長處。到了後來，苛刻狠毒的人實行法治，就不講教育，拋開仁愛，只用刑法了，而且為了達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於殘害親人，把厚恩變為薄情。這是法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法家嚴酷而無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卻很清楚，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法家不分關係的親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繩之以法，這樣就把愛親屬、尊師長的恩誼倫理斷絕了。這只可以作為臨時措施，決不可以長期實行。因此說法家『嚴而少恩』。至於法家主張主尊貴、臣卑賤，劃清職責權限，誰也不准超越，這是各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名家大多出身於掌管禮儀的官員。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禮儀也不同。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長處。到後來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來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細節而不注重實際情況，把名分搞得支離破碎。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名家使人儉約，可是失去了真實性，但是它循名責實，卻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過於明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專注於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於把握的常情，所以說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至於名家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墨家大多出身於掌管宗廟之官。他們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節儉為貴；贍養有德、能帥眾、好為善和有社會經驗的老人，以兼愛為榮；選拔賢士舉行大射典禮，提倡尊重人才；宗廟祭祀敬重父輩，崇信鬼神；順從四時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賢愚、善惡]；用孝敬來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為統一。這些都是墨家的長處。後來的愚人實行墨家的主張，只看儉約的好處，於是否定禮制，只知推崇兼愛，而不分別親近與疏遠。這是墨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墨家過於儉約，難以遵守，因此他們所提倡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務實節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廢棄的。墨家也崇尚堯舜，引述堯舜的德行說：『他們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階不過三級，茅草屋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吃飯用陶簋，飲水用瓦盆，飯用粗米做，湯用豆葉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們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喪也不悲哀。他們教育人民要以此標準舉行喪禮。若使天下都象這樣，尊卑就沒有分別了。世道不同，時代變化，事業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說墨家『儉而難遵』。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興家富民的好辦法。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學派都不能廢棄的。」

　　漢武帝問董仲舒：「提倡儉約的人是不會去製作玄黃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設立兩觀，乘高大的輅車，把八佾陳列於朝廷並使頌聲興起。帝王的朝政，難道意旨各不相同嗎？」董仲舒回答說：「制度文采、玄黃大旗，這些儀仗都是用來區別尊卑、貴賤，從而勉勵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來受天命而稱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曆法，確定每年起始的第一個月，變易服裝的顏色，其目的是順應天道。然而有關官室建造、旌旗製作的規定，是有一定之規的。孔子說：『奢侈就不會謙遜，勤儉才會鞏固。』儉約並不是聖人所推崇的最適中的政制，所以說奢侈而不使君上儉約，儉約也不強求下面的人執行，這就是王道。」]

　　縱橫家大多是從接待賓客、出使外交一類的官員中分離出來的。孔子說：

　　「使者啊，使者啊！這是一份難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說應當因事制宜，權衡處理，因為在接受使命時，不可能也無法教給你全部外交辭令。這是縱橫家的長處。後來心術不正的人搞外交，開始崇尚欺詐，不講信義。這是縱橫家的流弊。

　　一說是遊行。遊俠善於製造一種氣勢，作威作福，結成私黨，在社會上逞強逞霸；善於遊說的人講求謀略，能言善辯，陰險奸詐，他們馳騁天下，以便得到民眾的讚賞；愛搞遊行的人善於以隊伍的陣容博取民眾的信任，迎合時尚所好，連絡同黨，樹立虛假的聲勢，目的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面的權利。

　　這三類人，都是使天下產生不穩定的禍根，他們傷害國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敗壞法律，蠱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別警惕這三種人。『三游』之風是在末世之際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別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賢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鬆弛荒廢；以是否受到誹傍或讚譽作為榮辱的標準，而不考查其真實情況；以親愛和憎惡作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據，從來不管其實際內容；發表意見時首先在心中盤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講話；選擇畫圈的時候，首先考慮與自己的關係親疏遠近才下筆。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義來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來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開始觸犯禮義，小人觸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榮華而拋棄真實的內容，竟相謀取私利，骨肉之間的恩情開始淡薄。相反，人們重視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修身養性之道被忘得一乾二淨，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聲叫好。有權勢的人家，送禮行賄的人門庭若市，人們公開在大街上招聘、諮詢——由於上述種種社會風氣的形成，結果導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壞。

　　「遊俠源於武勇剛強的鬥士階層，他們不願意拒絕有求於他們的人苦苦的要求，對於自己講過的話銘記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請求，舍上性命也要幫助他人排憂解難，或者接濟與之同一類型的人。遊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稱之為義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變成黑社會的盜賊了。遊說本來源於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國，陳述天下大義或國家大事，以便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代表國家進行國際性活動，可以達到安定、有利於祖國的政治目的。

　　遊說主要是為解決國際糾紛，以達到相互諒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確地行使這一職責，那麼就是一種智慧與口才的較量；一旦運用得太過分了，就會變成欺騙和訛詐。最初，遊行的出發點是為追求仁義道德，實踐泛愛思想，廣交天下朋友。以文會友，相互寬容，求同存異，以便加強自身修養，順應時代的要求，為國為民建功立業。如果用正當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會成為損害他人的行為，甚而成為犯上作亂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這不是很可悲的嗎？所以說，只要最清明的治國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會自然被淘汰。」]

　　雜家大多出身於議事之官。雜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張。他們明白治理國家，實現太平盛世，必須融匯貫通諸子百家的學說。

　　這是雜家的長處。後來學識淺薄的人搞起雜家來，就恣意放縱，務求廣博，沒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這是雜家的流弊。

　　農家大多出身於主管農業的官員。他們種植農作物，鼓勵耕種和養蠶，以達到人民豐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說：「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和糧食。」這是農家的長處。後來見識淺薄的人，主張讓國王和大臣也去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關係。這是農家的流弊。

　　[班固說：「司馬遷的《史記》，評論是非，很多觀點與聖人不同。論述最高的政治原則，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學說，其次才是六經；講述遊俠的事跡，則貶低隱士，抬高奸雄；敘述財政經濟，則尊崇財富的權勢，以貧賤為羞恥。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處。但《史記》擅長敘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華美，質樸而不俗氣，他秉筆直書，記述的歷史事件真實完備，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後世稱讚《史記》為真實的歷史記錄。」]

　　文子說：「聖人做事，殊途同歸。秦楚燕魏的歌曲，雖然曲調不同但都表達了歡樂之情；各少數民族的哭聲，雖然哭聲不同卻都是悲傷的表現。因此說，歌聲是快樂的表現；哭泣是悲傷的結果。內心和悅閒適，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來，凡有流露，就會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樂。」

　　范曄說：「諸子百家關於政治的學說，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致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對此可以再作一些評論：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於滿足的時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那麼，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麼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應該有什麼不同。然而法規、制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只能在過去的範圍內轉來轉去。興兵打仗與和平交往，也只是與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寶座上，擺出皇帝的儀仗，穿上天子的服裝，雖然厚薄華美不同，但把國家治理好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或者有時為了政治的需要，給達官貴人平反昭雪，對亂臣賊黨施以刑罰，雖然寬鬆的程度有區別，但是防犯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這就是說，不同時代的政治制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別，但目標卻是一致的。至於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比方說吧，穿着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於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況；權力過於集中，刑法過於嚴酷，又容易導致分崩離析的局面。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採用或是捨棄什麼樣的制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

　　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鬆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於簡明有效。大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面，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只有哀悼的眼淚了。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諸子百家的學說，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只偏好於某一種學說。尊崇清淨無為學說的道家，視懦家學說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說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徵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於後世。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討論，時代結束了，實用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隨時代而發展。只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

作者簡介

趙蕤 (ruí），字太賓，號東岩子。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於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於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傑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傑」，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並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