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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唯一一位当过奴隶的皇帝:石勒

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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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唯一一位当过奴隶的皇帝:石勒在历代皇帝中,摆过地摊的有之,做过赌徒的有之,当过乞丐的有之,蹲过大牢的有之。因为头上有一顶耀眼的皇冠,所以他们的悲苦遭际同样可圈可点,可歌可泣。正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低。与他们相比,石勒从一个只字不识的奴隶,能够脱颖而出,能够入主中原,能够建国立业,能够当上皇帝,能够名垂青史,他所建立的后赵政权能够在刀光剑影中维系三十年之久,这份传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

石勒(274—333),匈奴别部羯族人。石勒没读过书,不认识字,起初连个姓氏也没有,单名一个“訇”字。十四岁时,石勒随族人“行贩洛阳”,做点小买卖;闲暇时“倚啸上东门”,很有一些英雄气概。西晋皇亲王衍看见石勒后,认为“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于是派人去抓。石勒很机警,一听到风吹草动就跑了,“驰遣收之,会勒已去”(《晋书·石勒载记》)。不久,“八王之乱”爆发,西晋宗室争权夺利,烽烟四起。太安(302—303)年间,北方一带“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晋书·食货志》)。因为天灾人祸,石勒不得不“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晋书·石勒载记》)。

石勒自幼在外闯荡,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一身好武艺,“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西晋北泽都尉刘监想把石勒绑了卖钱,多亏宁驱暗中保护,才得以幸免。后来,石勒在流亡途中遇到了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当时,并州刺史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二十出头的石勒一起被抓。郭张怕出现意外,于是将被抓的胡人统统缚以枷锁,而且是“两胡一枷”,又“数为隆所驱辱”,不少胡人连打带饿死于途中,石勒遭受的苦楚不得而知。郭敬见石勒可怜,便找到族兄郭阳再三说情,这才使得石勒能吃饱饭,没有饿死在通往冀州的路上。

到了冀州,疲惫不堪的石勒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石勒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已经“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沦落为奴隶后,石勒失去自由,每天的工作就是“耕作于野”。师欢虽然是地主,但还算仁慈,后来,听说石勒的身世悲苦,又发现石勒仪表堂堂,便大发善心将其赦免,“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从奴隶到平民,石勒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没有工作、没有饭吃,让他再次濒临绝境。师欢家附近有一个马场,石勒无依无靠,便谎称自己会相马,继而投奔马场主人汲桑。新工作并没有给石勒带来好运气,不久,石勒在武安做工时“为游军所囚”,这时恰好有一群鹿经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晋书·石勒载记》)。

一次次死里逃生,让石勒明白了一个道理:想活命,自身必须强大,必须拉起一支队伍。为了掌握命运主动权,石勒四处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十八人的骑兵队,号称“十八骑”。永兴二年(305),公师藩聚众数万起兵造反,汲桑和石勒便率领数手下加入公师藩的军队,竖起了反晋大旗。石勒入伙后不久被任命为前队督,当了一个小头目,由此开始了他倥偬的军戎生涯。征战过程中,石勒以“十八骑”为骨干,又招集一批山野亡命之徒,组建起了一支骠悍的军队。当时,石勒还没有“石勒”这个名字,汲桑便以上级的身份做主,“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晋书·石勒载记》),石勒这才有了姓,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永嘉元年(307),石勒投奔刘渊,被任命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兵众也逐渐强盛起来。接下来的一年,是石勒打仗最多、战果最丰的一年,一年时间内先后攻陷魏郡、汲郡、顿丘、邺城、赵郡、中丘,威名远播,部众逾十万。在石勒看来,想在汉人的地盘上有所作为,必须依靠汉人的文化援助和智力支持。不久,石勒将手下的汉族衣冠人物集中起来,建立了“君子营”,对他们实行优待政策。后来,石勒又纳张宾为参谋,对他尊重有加,言听计从。在随后的数年间,石勒用计用谋,先后擒杀王浚,赶跑刘琨,彻底消灭了西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太兴二年(319),石勒自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

石勒建国后,在张宾等人辅佐下,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一是籍户口,定租赋,课农桑,以恢复战乱破坏的经济;二是兴庠序,立太学,倡导教化;三是简选历代律令制定《辛亥制度》,以安定社会秩序;四是整顿吏治,奖廉惩贪,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法,采用举荐加考试的方式选拔任用各级官员。同时,对东晋采取睦邻政策,下令修茸了东晋边帅祖逖在河北的祖墓,并将东晋叛降将领杀死,献首于祖逖,使两国边境得以绥靖,人民得到了暂时的安宁。后赵太和元年(328),石勒擒杀前赵皇帝刘曜,完全统一了燕赵地区。太和三年(330),石勒称帝。这位当年做过奴隶的羯族青年,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人生得意,石勒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始终保持一份谦虚谨慎。后赵建立之初,石勒衣锦还乡,“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按年龄大小与老乡们坐在一起喝酒唠家常,丝毫没有架子。石勒曾和邻居李阳争麻池而“迭相驱击”,石勒回乡,李阳故意躲着他,石勒一句“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尽释前嫌,并拜李阳为参军都尉。为了检验守城将士是否恪尽职守,是否贪赃枉法,石勒曾夜间微服私行,“赍缯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不料被守门将士王假拿下,“欲收捕之”(《晋书·石勒载记》),直到石勒的侍从赶来才收场。这种做法类似于时下的暗访,虽然有引诱的成分,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石勒谨慎的一面。

石勒虽为胡人,但对汉人较宽仁。建国后,他严禁胡人“侮易衣冠华族”。有一次,汉臣樊垣入宫时“衣冠弊坏”,石勒问其故,樊垣称刚刚“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所致。石勒“讳胡”,更讳“羯贼”,樊垣一时气愤,竟忘了石勒就是“羯贼”之首,吓得连连叩头。石勒非但没生气,反而陪笑道歉说“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并“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胡人喜欢喝酒,耗费了大量粮食,石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为由,下令“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结果“数年无复酿者”。中原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战火,人口稀少,谁家生了多胞胎男孩,石勒则予以奖励,并派专人去伺候,“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晋书·石勒载记》),这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石勒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施政,莫过于创立“考试”制度,规定“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学员要经过三次考试才能毕业,以此来培养国家后备干部。这种“三考修成”的办法,成为乡试、会试、廷试的前身。可以说,中国的科举制度的萌芽阶段,正是石勒埋的种,浇的水。除了大力发展教育,石勒本人也很注重学习。石勒不识字,不能看书,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捷径——听人念书,“勒虽不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有一次,石勒听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时大惊,说这样何以能统一天下!听到张良劝阻后,才说道“赖有此耳”,幸亏有张良在。石勒虽然没文化,但谈论古今得失时却很有见解,以至于“闻者莫不悦服”(《资治通鉴》)。

石勒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但凡政治家,晚年总喜欢对自己的功过作一番评论,或与前代皇帝做比较。后赵建平三年(332),石勒设宴招待高句丽、宇文屋孤的使臣。喝到高兴时,石勒问近臣徐光:“你看,我能和前代哪个皇帝相提并论?”徐光回答说:“陛下您比刘邦强,仅次于黄帝。”石勒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你说的太过了。我若见到刘邦,定会向他俯首称臣。若与刘秀同代,当与他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我的本事,在刘邦之下,刘秀之上。”一句话,让群臣敬佩地“皆顿首称万岁”。石勒执政期间,严于律己,知错就改,并多次鼓励臣属直言勇谏。因此,终石勒一朝,政治清明,民心归附,遂成“朝臣谒见,忠言竞进”(《晋书·石勒载记》)之风,出现了魏晋以来少见的新气象。

后赵建平四年(333)六月,石勒一病不起。为了不打扰百姓,石勒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晋书·石勒载记》),如此恤民之君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七月,石勒病逝,在位十五年,享年六十岁,庙号高祖。三百年后,房玄龄在编著《晋史》时高度评价石勒当国:“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即使古代最善于治国的国君,也未必能超过石勒!作为开国皇帝,石勒难免会有“凶残”的一面,但总体来说不愧为“一时杰也”。往事越千年,这些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客观公允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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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