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喜報(鄢東良)
作品欣賞
千年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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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惑到花甲，20年後，我的心再次被浙中古村落民居牆上張貼了千百年的那幾幀褪色的紙牽去。
讓我的雙眸久久凝視的不是俞源、郭洞村古建築群里的雕龍畫棟、農耕遺蹟，我努力地辨析着那些被時光侵蝕得模糊不堪的「報單」、「捷報」，從粗獷的繁體字的字裡行間，尋找古代學子苦讀聖賢遺訓和佛家經書時專心致志的模樣。
「報單」和「捷報」，是古時以及近代官府向考試得中的人家送去的喜報。一幀薄紙上煌煌地載明「中舉人」、「中進士」或考得「甲等」、「乙等」，那可是朝廷、官府、縣衙獎掖讀書人取得優異成績的憑據啊。
俞源村裏白發蒼蒼的老人對我講起他的爺爺的爺爺傳下來的故事：每有報單、捷報送到村中，得報的人家，一定要鳴鑼燃放鞭炮，殺豬宰羊，富裕的還要請方圓百里最好的戲班演上三天三夜以示慶賀，那排場可是了不得的。
難怪俞源村明清兩朝就出過尚書、撫台、知縣、進士、舉人260多人；村里出過的人物被載入《四庫全書》、《二刻拍案驚奇》等名著。聽着老人洋溢着自豪的敘說，我仿佛看到寒窗秉燭、懸樑刺股、窮經皓首這些詞語活脫脫跳躍在每一幀發黃破損的紙片上面。
我在心裡問，鏗鏘鼓樂的前後，是否有過金榜題名後學子臉上漾起的從此光宗耀祖、青雲直上的無比風光？是否有過青絲白髮的學子們屢試不中的焦慮無奈和樂極生悲？每一幀報單和捷報，其實都是中國古代直至近代文化教育史這條浩蕩大河裡激揚起的悲喜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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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不到五十歲便辭世的隋煬帝，在位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四年，但他一生做過三件彪炳史冊的大事。
一件是征伐高麗，減除國家隱患；第二件是他命百萬人民疏浚修鑿的隋代大運河，從當時最發達昌明的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一直貫通到物產豐富但長期得不到開發的東南沿海，中國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天平始得校正。第三件是創立科舉振興文化消除世家門閥統治。隋煬帝楊廣是隋文帝楊堅的第二個兒子，他父親即位後廢除了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楊廣接班登基後的第三年，他詔告首設進士二科考試，他下昭並親自指揮了一場對教育制度和官吏選拔制度標新立異的重大戰役，這次重大戰役，徹底堵死了由絕少數人依據所謂以儒家道德行為「察舉、徵辟」評定推薦官吏人選的通道，「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堅冰始得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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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帝王以科舉招賢納英，無論皇族、庶族、平民子弟，都得以在同一張試卷上面檢視；從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能夠金榜題名，社會階層流動即可以在一夕之間完成。在農耕社會，除了商人以外的其它群體，財富創造能力並無多大差別，如果在再分配過程中處於優勢，即可成為社會的強勢群體。
大批門第不高的庶族地主和知識分子，成為了封建政權的新鮮血液。這是對腐朽的士族、朋黨勢力，暗箱操縱舉薦官吏的一次迎頭痛擊，這是一道曾經照亮過中國封建社會文化教育、人才培養和文學藝術、經濟軍事發展道路的絢麗霞光。
隋朝首次開設「進士科」。何為「進士」？《禮記·王制》作了解釋，即經過考試被錄取者可「進受爵祿」，成為治理國家享受國家俸祿的官員。
如果說科舉制度在隋朝始見萌芽，那麼到了唐朝，它才真正收穫了成熟。唐代的科舉考試科目已多達五十多種，而其中的「明經」、「進士」最受注重。前者「重貼經、墨義」，要求考生熟讀和理解經書之義。後者「重詩賦」，要求考生具備文學和寫作才華。不可否認，盛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不僅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試制度，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強盛和穩定發揮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為封建王朝的發展注入的一劑強心劑。科舉制度中蘊含和流傳下來的部分優秀措施，至今仍然成為我國和世界各國沿用發展的重要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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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帖」是後來的「報單」、「捷報」的始祖。對這種考試成績和名次的通知書，《開元天寶遺事·泯金帖子》就有這樣的記載：「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蓡消此儀也。」
「泥金」是一種中國古老的高檔裝塗工藝，人們對其的重視可窺一斑。宋代出現了「金花帖」，宋人趙彥雲《雲麓漫鈔》作了這樣的描述：「國初，循唐制，進士登者，主文以黃花箋，長五寸許，闊半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又書姓名於帖面，而謂之榜帖，稱為金花帖子。」這種通知書用的是當時潑灑金粉的頂級紙張，可以想象得到當時人們對它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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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送通知書是一項很隆重的禮儀，而且是一種官府行為。報喜人騎高頭大馬，一路敲鑼鳴炮（鞭炮）吹奏嗩吶到達中榜人家中。《儒材外史》：「只聽得一聲鑼響，三匹馬闖了來。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可憐的范進家境貧困又屢屢赴考，一次次失敗，既不愛勞動又痴迷功名，日思夜想「不進去考一考，如何甘心？」忽聽喜報傳來，竟然受刺激剎那間成了瘋子。
孔乙己也是一位范進式的人物，比起范進他一生連秀才也沒考中過。這位經常穿着一件破舊長衫站着喝酒，「面呈灰色」經常遭鄰里嘲諷的中國封建社會末期下層知識分子，總幻想能順着科舉應考做官的階梯往上爬，無奈希望最終化為泡影，成為千古笑柄。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正是這樣一種陳腐傳統觀念，卻在千年後漸漸成了嚴重阻滯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代代相承的國家工匠精神發育成長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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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改新學，是民國初對教育革新邁出的一大步。一部分眼光前瞻且家境富裕的家庭送子女出洋留學，雖然鳳毛麟角，但歸國者一躍站在了知識界的尖端。喝過洋墨水穿過西裝的「海歸」們，從西方帶回了現代考試制度的模式和手段，以新銳的風貌登上了中國文化教育的歷史舞台。
上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已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了百所新大學，為莘莘學子提供了選擇報考高等學府的廣闊空間。
50年代開年，新中國開國大典的禮炮聲餘音未盡，中央政府宣告全國統一高校招生制度從此建立。這一顯示公平教育的重要改革，滿足了當時國家快速選拔人才的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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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逢盛世，我再次凝望着已成歷史古蹟的那一幀幀千年報喜之物，耳畔仿佛響起那條從未斷流的歷史之河的澎湃濤聲。歷史的星空閃爍過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耀眼光輝，也映照出清末至近現代我國文化教育之舟的幾度沉浮。從科舉教育到現代教育，就像一條從遙遠曲曲折折而來的大河不息地奔騰向前，留給我震撼，也留給我沉沉地思索。 [1]
作者簡介
鄢東良，筆名阿良，男，1955年生。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