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回回夢裡回延安（史鐵生創作的散文隨筆）
原文
延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代後記從小我就熟讀了賀敬之的一句詩：「幾回回夢裡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誰想到，我現在要想回延安，真是只有靠做夢了。不過，我沒有在夢中摟定過寶塔山，「清平灣」屬延安地區，但離延安城還有一百多里地。我總是夢見那開闊的天空，黃褐色的高原，血紅色的落日裡飄着悠長的吆牛聲。有一個夢，我做了好幾次：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變成了一頭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沒有癱瘓，我也不會永遠留在「清平灣」；假如我的腿現在好了，我也不會永遠回到「清平灣」去。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這個矛盾解釋得圓滿。說是寫作者慣有的虛偽吧？但我想念那兒，是真的。而且我發現，很多曾經插過隊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們的「清平灣」。
有位讀者問我，為什麼我十年之後才想起寫那段生活？而且至今記得那麼清楚，是不是當時就記錄下了許多素材，預備日後寫小說？不是。其實，我當時去過一次北京動物園，想跟飼養野牛的人說說，能不能想個辦法來改良我們村里耕牛的品種。我的膽量到此為止，我那時沒想過要當作者。我們那時的插隊，和後來的插隊還不一樣；後來的插隊都更像是去體驗生活，而我們那時真是感到要在農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碼開始的兩年是這樣。現在想來，這倒使後來的寫作得益匪淺。我相信，體驗生活回延安和生活體驗是兩回事。抱着寫一篇什麼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於生活中有了許多感想而要寫點什麼，兩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遠。從心中流出來的東西可能更好些。
因病回京後，我才第一次做了寫小說的夢。插過隊的人想寫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寫插隊，我也沒有等到十年後。我試了好幾次，想寫一個插隊的故事。那時對寫小說的理解就是這樣：寫一個懸念迭起、感人淚下的故事。我編排了很久，設計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諸葛亮式的人物、張飛式的人物。結果均歸失敗。插過隊的人看了，懷疑我是否插過隊；沒插過隊的人看了，只是從我應該有點事做這一方面來鼓勵我，卻絲毫不被我的「作品」所感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此效果，感覺跟上吊差不多。幸虧我會找轍，我認為我雖有插隊生活，但不走運——一我的插隊生活偏偏不是那種適合於寫作的插隊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似乎分兩種，一種是只能夠過一過的生活，另一種才能寫。寫成小說的希望一時渺茫。可是，那些艱苦而歡樂的插隊生活卻總是縈繞在我心中，和沒有插過隊的朋友說一說，覺得驕傲、興奮；和插過隊的朋友一起回憶回憶，感到親切、快慰。
我發現，倒是每每說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聽得入神、感動；說的人不願意閉嘴，聽的人不願意離去。說到最後，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思，雖然並不見得能得出多麼高明的結論。每當這時，我就覺得眼前有一幅雄渾的畫面在動，心中有一支哀壯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些曲折奇異的編排，都近於嚼舌了。這種情況重複了也許有上百次，就過了十年。我才想到，十年磨滅不了的記憶，如果寫下來，讀者或許也不會很快淡忘。十年磨滅不了的記憶，我想其中總會有些值得和讀者一塊來品味、來深思的東西。於是我開始寫，隨想隨寫，仿佛又見到了黃土高原，又見到了「清平灣」的鄉親，見到了我的老黑牛和紅健牛……只是不知道最終寫出來能不能算小說。當然，我也不是完全盲目。通過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棋的），慢慢相信，多數人的歷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組成，硬要編派成個萬轉千回、玲瓏剔透的故事，只會與多數人疏遠；解解悶兒可以，誰又會由之聯想到自己平淡無奇的經歷呢？誰又會總樂得為他人的巧事而勞神呢？藝術的美感在於聯想，如能使讀者聯想起自己的生活，並以此去補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這些說道一點不新，只是我用了好些年才悟到。
我沒有反對寫故事的意思，因為生活中也有曲折奇異的故事。正象沒有理由反對其它各種流派一樣，因為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事和各種各樣的邏輯。藝術觀點之多，是與生活現象之多成正比的。否則倒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了。我只敢反對一種觀點，即把生活分為「適於寫的」和「不適於寫的」兩種的觀點。我的這個膽量實在也是逼出來的。因為我的殘腿取消了我到各處去體驗生活的權利，所以我寧願相信，對於寫作來說，生活是平等的。只是我寫作的面無疑要很窄，作品的數量肯定會不多，但如果我不能把所寫的寫得深刻些，那只能怪罪我的能力，不能怪罪生活的偏心。所有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含意。我給自己的寫作留下這一條生路，能力的大小又已註定，非我後悔所能改善的，只剩了努力是我的事。
有位讀者問我，一旦我的生活枯竭了怎麼辦？或者以前積累的素材寫完了怎麼辦？我這樣想：我過去生活着，我能積累起素材，我現在也生活着，我為什麼不能再積累起素材呢？生活着，生活何以會枯竭呢？死了，生活才會枯竭，可那時又不必再寫什麼了。雖然如此，我卻也時時擔心。文思枯竭了的作者並非沒有過，上帝又不單單偏愛誰。但我傾向於認為，文思枯竭的人往往不是因其生活面窄，而是因為思想跟不上時代，因為抱着些陳規陋習。懶散和遇見到新事而看不慣。我就經常以此自警。不斷地學習是最重要的。否則，即便有廣闊的生活面也未必能使自己的思想不落伍。勤於學習和思考，卻能使人覺到身邊就有永遠寫不完的東西。我當然希望自己也有廣闊一點的生活面。視野的開闊無疑於寫作更有利，能起到類似「兼聽則明」的作用。我知道我的局限。我想用儘量地多接觸人來彌補。我寄希望於努力。不知我藉以建立信心的基礎有什麼錯誤沒有。退一步說，不幸真活到思想痴呆的一天，也還可以去干別的，天無絕人之路，何況並非只有寫小說才算得最好。
還有的讀者在來信中談到「清平灣」的音樂性。我不敢就這個話題多說。假如「清平灣」真有點音樂性，也純粹是蒙的。我的音樂修養極差，差到對着簡譜也唱不出個調兒來。但如果歌詞寫得好，我唱不出來，就念，念着念着也能感動。但那歌詞絕不能是「朋友們，讓我們熱愛生活吧」一類，得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難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門口」一類。前一種歌，我聽了反而常常沮喪，心想：熱愛生活真是困難到這一步田地了麼？不時常號召一下就再不能使人熱愛生活了麼？不。所以我不愛聽。而聽後一種歌，我總是來不及做什麼邏輯推理，就立刻被那深厚的感，清所打動，覺得人間真是美好，苦難歸苦難，深情既在，人類就有力量在這個星球上耕耘。所以，我在寫「清平灣」的時候，耳邊總是飄着那些質樸、真情的陝北民歌，筆下每有與這種旋律不和諧的句子出現，立刻身上就彆扭，非刪去不能再往下寫。我真是喜歡陝北民歌。她不指望教導你一頓，她只是訴說；她從不站在你頭頂上，她總是和你面對面、手拉手。她只希望喚起你對感情的珍重，對家鄉的依戀。剛去陝北插隊的時候，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接受些什麼再教育，離開那兒的時候我明白了，鄉親們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語言、勞動、身世，教會了我如何跟命運抗爭。現在，一提起中國二字（或祖國二字），我絕想不起北京飯店，而是馬上想起黃土高原。在這宇宙中有一顆星球，這星球上有一片黃色的土地，這土地上有一支人群：老漢、婆姨、後生、女子，拉着手，走，犁尖就像唱針在高原上滑動，響着質樸真情的歌。
我不覺得一說苦難就是悲觀。膽小的人走夜路，一般都喜歡唱高調。我也不覺得編派幾件走運的故事就是樂觀。生活中沒有那麼多走運的事，企望以走運來維持樂觀，終歸會靠不住。不如用背運來錘鍊自己的信心。我總記得一個冬天的夜晚，下着雪，幾個外鄉來的吹手坐在窯前的篝火旁，窯門上貼着喜字，他們穿着開花的棉襖，隨意地吹響着嗩吶，也淒婉，也歡樂，祝福着窯里的一對新人，似乎是在告訴那對新人，世上有苦也有樂，有苦也要往前走，有樂就盡情地樂……雪花飛舞，火光跳躍，自打人類保留了火種，寒冷就不再可怕。我總記得，那是生命的禮讚，那是生活。
我自己遺憾怎麼也不能把「清平灣」寫得恰如其分。換個人寫，肯定能寫得好。我的能力不行。我努力。
一九八三年七月[1]
作者簡介
史鐵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中國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於北京市。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一帶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透析維持生命。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自稱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時46分因突發腦溢血逝世，享年59歲。 2018年1月《史鐵生全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全集共350萬字，按體裁分為各類小說、散文隨筆、劇本詩歌、書信、訪談等12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