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史铁生创作的散文随笔）
原文
延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代后记从小我就熟读了贺敬之的一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谁想到，我现在要想回延安，真是只有靠做梦了。不过，我没有在梦中搂定过宝塔山，“清平湾”属延安地区，但离延安城还有一百多里地。我总是梦见那开阔的天空，黄褐色的高原，血红色的落日里飘着悠长的吆牛声。有一个梦，我做了好几次：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变成了一头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没有瘫痪，我也不会永远留在“清平湾”；假如我的腿现在好了，我也不会永远回到“清平湾”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矛盾解释得圆满。说是写作者惯有的虚伪吧？但我想念那儿，是真的。而且我发现，很多曾经插过队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们的“清平湾”。
有位读者问我，为什么我十年之后才想起写那段生活？而且至今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当时就记录下了许多素材，预备日后写小说？不是。其实，我当时去过一次北京动物园，想跟饲养野牛的人说说，能不能想个办法来改良我们村里耕牛的品种。我的胆量到此为止，我那时没想过要当作者。我们那时的插队，和后来的插队还不一样；后来的插队都更像是去体验生活，而我们那时真是感到要在农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码开始的两年是这样。现在想来，这倒使后来的写作得益匪浅。我相信，体验生活回延安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中流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
因病回京后，我才第一次做了写小说的梦。插过队的人想写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写插队，我也没有等到十年后。我试了好几次，想写一个插队的故事。那时对写小说的理解就是这样：写一个悬念迭起、感人泪下的故事。我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插过队的人看了，怀疑我是否插过队；没插过队的人看了，只是从我应该有点事做这一方面来鼓励我，却丝毫不被我的“作品”所感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此效果，感觉跟上吊差不多。幸亏我会找辙，我认为我虽有插队生活，但不走运——一我的插队生活偏偏不是那种适合于写作的插队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似乎分两种，一种是只能够过一过的生活，另一种才能写。写成小说的希望一时渺茫。可是，那些艰苦而欢乐的插队生活却总是萦绕在我心中，和没有插过队的朋友说一说，觉得骄傲、兴奋；和插过队的朋友一起回忆回忆，感到亲切、快慰。
我发现，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的人不愿意闭嘴，听的人不愿意离去。说到最后，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思，虽然并不见得能得出多么高明的结论。每当这时，我就觉得眼前有一幅雄浑的画面在动，心中有一支哀壮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些曲折奇异的编排，都近于嚼舌了。这种情况重复了也许有上百次，就过了十年。我才想到，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如果写下来，读者或许也不会很快淡忘。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我想其中总会有些值得和读者一块来品味、来深思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写，随想随写，仿佛又见到了黄土高原，又见到了“清平湾”的乡亲，见到了我的老黑牛和红健牛……只是不知道最终写出来能不能算小说。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盲目。通过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棋的），慢慢相信，多数人的历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组成，硬要编派成个万转千回、玲珑剔透的故事，只会与多数人疏远；解解闷儿可以，谁又会由之联想到自己平淡无奇的经历呢？谁又会总乐得为他人的巧事而劳神呢？艺术的美感在于联想，如能使读者联想起自己的生活，并以此去补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这些说道一点不新，只是我用了好些年才悟到。
我没有反对写故事的意思，因为生活中也有曲折奇异的故事。正象没有理由反对其它各种流派一样，因为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和各种各样的逻辑。艺术观点之多，是与生活现象之多成正比的。否则倒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了。我只敢反对一种观点，即把生活分为“适于写的”和“不适于写的”两种的观点。我的这个胆量实在也是逼出来的。因为我的残腿取消了我到各处去体验生活的权利，所以我宁愿相信，对于写作来说，生活是平等的。只是我写作的面无疑要很窄，作品的数量肯定会不多，但如果我不能把所写的写得深刻些，那只能怪罪我的能力，不能怪罪生活的偏心。所有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含意。我给自己的写作留下这一条生路，能力的大小又已注定，非我后悔所能改善的，只剩了努力是我的事。
有位读者问我，一旦我的生活枯竭了怎么办？或者以前积累的素材写完了怎么办？我这样想：我过去生活着，我能积累起素材，我现在也生活着，我为什么不能再积累起素材呢？生活着，生活何以会枯竭呢？死了，生活才会枯竭，可那时又不必再写什么了。虽然如此，我却也时时担心。文思枯竭了的作者并非没有过，上帝又不单单偏爱谁。但我倾向于认为，文思枯竭的人往往不是因其生活面窄，而是因为思想跟不上时代，因为抱着些陈规陋习。懒散和遇见到新事而看不惯。我就经常以此自警。不断地学习是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广阔的生活面也未必能使自己的思想不落伍。勤于学习和思考，却能使人觉到身边就有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我当然希望自己也有广阔一点的生活面。视野的开阔无疑于写作更有利，能起到类似“兼听则明”的作用。我知道我的局限。我想用尽量地多接触人来弥补。我寄希望于努力。不知我借以建立信心的基础有什么错误没有。退一步说，不幸真活到思想痴呆的一天，也还可以去干别的，天无绝人之路，何况并非只有写小说才算得最好。
还有的读者在来信中谈到“清平湾”的音乐性。我不敢就这个话题多说。假如“清平湾”真有点音乐性，也纯粹是蒙的。我的音乐修养极差，差到对着简谱也唱不出个调儿来。但如果歌词写得好，我唱不出来，就念，念着念着也能感动。但那歌词绝不能是“朋友们，让我们热爱生活吧”一类，得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一类。前一种歌，我听了反而常常沮丧，心想：热爱生活真是困难到这一步田地了么？不时常号召一下就再不能使人热爱生活了么？不。所以我不爱听。而听后一种歌，我总是来不及做什么逻辑推理，就立刻被那深厚的感，清所打动，觉得人间真是美好，苦难归苦难，深情既在，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所以，我在写“清平湾”的时候，耳边总是飘着那些质朴、真情的陕北民歌，笔下每有与这种旋律不和谐的句子出现，立刻身上就别扭，非删去不能再往下写。我真是喜欢陕北民歌。她不指望教导你一顿，她只是诉说；她从不站在你头顶上，她总是和你面对面、手拉手。她只希望唤起你对感情的珍重，对家乡的依恋。刚去陕北插队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接受些什么再教育，离开那儿的时候我明白了，乡亲们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语言、劳动、身世，教会了我如何跟命运抗争。现在，一提起中国二字（或祖国二字），我绝想不起北京饭店，而是马上想起黄土高原。在这宇宙中有一颗星球，这星球上有一片黄色的土地，这土地上有一支人群：老汉、婆姨、后生、女子，拉着手，走，犁尖就像唱针在高原上滑动，响着质朴真情的歌。
我不觉得一说苦难就是悲观。胆小的人走夜路，一般都喜欢唱高调。我也不觉得编派几件走运的故事就是乐观。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走运的事，企望以走运来维持乐观，终归会靠不住。不如用背运来锤炼自己的信心。我总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下着雪，几个外乡来的吹手坐在窑前的篝火旁，窑门上贴着喜字，他们穿着开花的棉袄，随意地吹响着唢呐，也凄婉，也欢乐，祝福着窑里的一对新人，似乎是在告诉那对新人，世上有苦也有乐，有苦也要往前走，有乐就尽情地乐……雪花飞舞，火光跳跃，自打人类保留了火种，寒冷就不再可怕。我总记得，那是生命的礼赞，那是生活。
我自己遗憾怎么也不能把“清平湾”写得恰如其分。换个人写，肯定能写得好。我的能力不行。我努力。
一九八三年七月[1]
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中国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于北京市。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透析维持生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时46分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59岁。 2018年1月《史铁生全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全集共350万字，按体裁分为各类小说、散文随笔、剧本诗歌、书信、访谈等12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