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自由
作品欣賞
在談論這個關乎文學的生命的題目之前，按照小說家的習慣，我先講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絕非虛構，而是我自己。
在寫作之前，我從事繪畫。那時我讀過大量的書，但從未想過進入文學。我對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現心靈。但是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願望的只能是命運。
1966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降臨中國。我的一切——從現實到理想全部被摧毀。千千萬萬人的命運發生惡性的驟變。我不能再畫畫，因為那時任何個性的藝術活動，都會成為飛來橫禍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談論的題目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這年深冬的一天，一個大風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門。原來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師。"文革"開始後，他在牛棚里被關了半年，昨天才放出來；他的腦袋像乾癟下來的果子，完全變了模樣。在這半年裡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學生。天天逼他交待"反動思想"，拷打用刑自不必說，最殘酷的一招是監視他的夢話。由於那些整他最厲害的幾個學生偏偏都是平日與他最貼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說夢話的習慣。他們每天夜裡輪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着後將夢話記錄下來，白天再追問這些不知所云的夢話的"反動動機"。搞得他不敢睡覺，最後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身體徹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裡的煙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極。忽然他瞪紅的眼穿透濃濃的煙霧直視着我說：
"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如果總這樣下去不變，等咱們都死了，還不是靠着後來的作家瞎編?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寫下來?當然這麼幹太危險，萬一被發現就要掉腦袋，可是這對於將來的人總有意義……"
就這樣，我拿起筆開始了我的寫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現實、把周圍的人的故事如實地記下來。當然我必須絕對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這些會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塊上，然後藏起來。比如磚底、牆縫、煙囪孔、衣櫃的夾板等等自認為隱蔽的地方。或者一張張用糨糊粘起來，外邊貼上毛主席的語錄或"文革"宣傳畫掛在牆上。但藏東西的人反而會覺得自己這些地方最不可靠。於是，在這些年裡，我一邊寫一邊把藏起來的紙塊找出來再藏。有一天，我參加一個公判大會。被槍斃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因為秘密地寫了一部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小說。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後將那些埋藏在各處的紙塊儘可能地找出來，撕成碎末，在廁所里衝掉。只將極少最重要的用油紙包好，塞進自行車的車管里。此後我開始又擔心我的車丟掉。
這樣過了十年!1976年中國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廢墟時，我竟發現不少那次沒有處理乾淨的紙塊，正當我害怕別人也會發現這種可怕的紙塊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你們一定認為我會說，我從此寫作自由了。我要說的恰恰不是這個。我要從這裡談談我對寫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經歷有點奇特。因為我是在寫作自由等於零的時候開始寫作的；我不但沒有讀者，反而像犯罪那樣怕被人看到。我寫了至少一百萬字，非但沒有一個字發表過，反而要把我寫的人物換上外國人的名字，上邊還故意署上外國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紀德，安德烈葉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發現就解釋為外國文學的手抄本——當然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憶那種寫作，我卻真正的享受着寫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勢力所強制，不服從任何人的意志，也沒有絲毫商業目的。儘管我身在絕對的思想專制的時代，我的環境充滿令人心驚膽戰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筆來，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進入了絕對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發揮自己的情感與思想；我還感到了一種莊嚴的歷史的使命與責任，寫作的心態無比虔誠和聖潔，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環境的殘酷。
我由此感受到，寫作是一種靈魂的自由，是人類一種偉大的精神行為。自由註定是寫作的本質。自由對於寫作是與生俱來的。我們選擇了寫作，實際上就是選擇了自由——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表達。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麗的奢談。只有面對着束縛與禁錮，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聲有色，才顯示出它高貴的價值與神聖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總是散發在它被爭取的過程中。再進一步說，寫作的自由有兩層含義，一是外部的環境的自由，二是內心的自由；作為寫作本質的自由首先應該在寫作者的心裡。
那就是，在任何條件下都為自由而寫作，放棄這種意義的寫作，寫作就是製造文字的垃圾。
然而，自由的對手不一定像強敵一樣總站在對面。
比如對於當前的中國文學來說，外來的強迫性的文化專制已不復存在。但市場的霸權同樣可以泯滅精神的自由。專制是寫作面前的一堵牆，市場卻在我們四周布滿誘惑的歧途。因為，市場要把你的每個字物化，還要隨意在你心靈中尋找賣點，一句話，它無時無刻地在招徠你，改變你，改造你，使你逐漸變成可供消費的商業形象。
可怕的是我們的文字必須進入市場。寫作的自由受到極大的威脅與困擾，而且在消費社會裡這威脅又是不可改變的，永遠存在的。我們是不是已經感到，只有放棄這種寫作的自由才是最容易的?人類正在走向一種困境：它所創造的一切方式，都帶着難以拒絕的負面。於是，自由與否的關鍵，更加不決定於外部環境和外部條件，而取決於我們自己。
從廣義上說，外部環境從來不會是充分自由的，充分的自由只能保持在我們的寫作中。
因此，我想說——在今天——如果我們能夠享受到自由的寫作，那一定也是在捍衛着寫作的自由。[1]
作者簡介
馮驥才，男。漢族。浙江寧波人， 祖籍浙江慈谿，1942年生於天津。當代著名作家、文學家、藝術家，民間藝術工作者。著名民間文藝家。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執行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天津大學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文學自由談》雜誌和《藝術家》雜誌主編，並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2009年1月16日被國務院聘為國務院參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