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鄉土文學」
作品欣賞
去年冬天，紹棠來津晤談時，曾說：他要給一個刊物編一個特輯，名叫「鄉土文學」，到時要我在前面寫幾句話。對於紹棠，我是「有求必應」的，因為我知道，他不會給我出難題。他的一些想法，我也常常是同意的。但在談話當時，我並沒有弄清這四個字的含義，也沒有細想為什麼紹棠要編輯這樣一組文章。我還是點頭答應了。過了兩天，當他同一群人來舍下合影留念時，他又對我說了一次，我說：「我年老好忘，到時候你催促我吧！」
前幾天紹棠果然來信催稿了。對於紹棠，我一向也是「有催必動」的。對這個題目，仍覺茫然，不得要領。因此，我托鄒明同志寫信去問，究竟要我寫些什麼。紹棠的回信未到，我已經沉不住氣，只好在這裡揣摩着寫。
記得魯迅先生，在許欽文初寫小說時，曾稱他的小說為「鄉土文學」。我想，這不外是，許欽文所寫都是浙江紹興一帶的人物故事、風土人情，甚至在人物對話方面，也保留了一些方言土語。所以魯迅給了他這樣一個稱呼。這個稱呼，很難說是批評，但也很難說是推崇。因為，魯迅自己也寫了很多篇以家鄉人民生活為背景的小說，他並沒有自稱過這些小說為「鄉土文學」。別人也沒有這樣稱謂過，也不應該這樣稱呼。這已經不是什麼「鄉土文學」，而是民族的瑰寶。
說實在的，我對「鄉土文學」這個詞兒，也就是有這麼一些印象，其中恐怕還有錯誤之處。
我又聯想到紹棠這些年的一些言論和主張。他在好幾個地方說，他是「一個土著」，他所寫的是「鄉土文學」，是田園牧歌。他又說，他寫的越「土」，則外國人看來就越「洋」，等等。
看來，他好像是在和別人賭什麼不忿，自己要樹立一個與眾不同的標榜。
這可能也有客觀方面的激勵，我是不大清楚的。我看的當代作家的作品很少，不敢冒充了解當今的文壇。
就我個人的認識來說，我以為紹棠其實是可以不必這樣說，也可以不必這樣標榜的。因為，就文學藝術來說，微觀言之，則所有文學作品，皆可稱為「鄉土文學」；而宏觀言之，則所謂「鄉土文學」，實不存在。文學形態，包括內容和形式，不能長久不變，歷史流傳的文學作品，並沒有一種可以永遠稱之為「鄉土文學」。
當然，任何藝術品種，都有所謂民間的形式，或稱地方的形式，例如戲曲。但是，這種形式並非永久不變的，它要進入都市，甚至進入宮廷。一為文人墨客所篡易，就不永遠是鄉土的了。藝術又是不脛而走的，不分東西南北的，宮牆限制不住它，城牆也限制不住它，它又可以衣錦還鄉，重新進入荒山僻野，為那裡人民所喜愛，並改變着那裡人民的藝術愛好、藝術趣味。
古之於今，今之於古，外洋之於中國，中國之於外洋，其規律也是如此。
在文學史上，南宋以來，又有所謂「市民文學」，好像是與「鄉土文學」對立的。其實這一名詞，也很難成立。平話形式的梁山故事，固然可以說是「市民文學」，但一成為《水滸傳》，就很難這樣說。城市是個非常複雜的所在，人也是很混雜的，它固然可以是首善之區，藏龍臥虎；但也可以是罪惡的淵藪，藏污納垢。以城市來劃定一種文學形式是不穩定的，因此是不科學的。
凡是文藝，都要有根基，有土壤。有根基者才有生命力，有根基者才能遠走高飛。不然就會行之不遠，甚至寸步難行。
什麼是文藝的根基呢？就是人民的現實生活，就是民族性格，就是民族傳統。根基也在受內在和外來的影響，逐漸變動。
因此，凡是根基深的文學藝術，它就可以為當時當地的人民所喜愛，它就可以走到各個地方去，為那裡的人民所接受，它就可以傳之永久。
紹棠當前所寫的，所從事的，只要問根基扎得深不深，可以不計其他。我以為紹棠深入鄉土，努力反映那一帶人民的生活和鬥爭、風俗和習慣，這種創作道路，是完全可以自信的，是無可非議的。自己認真做去就可以了，何必因為別人另有選擇，自己就劃地為牢，限制自己？作家的眼睛，不能只注視人民生活的局部，而是要注視它的全部。紹棠不要把自己囿於運河兩岸。沒有一成不變的「鄉土文學」，就像人間並沒有世外桃源一樣。不管多麼偏遠的地區，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斷變化。外來的東西，總是要進來的，只要民族的根基深，傳統固，自信力強，那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也無需大驚小怪。
當然，我們不能提倡媚外文學。在三十年代，魯迅把那種討好外國人，以洋人的愛好為創作標準的文學，稱做「西崽相」的文學。
1981年2月18日午飯之後記[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