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声甘州 寄参寥子（苏轼）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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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创作年代：北宋 文学体裁：词 作者：苏轼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这是一首寄赠之作，表现词人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寄情山水的人生理想。全词以平实的语言，抒写深厚的情意，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上下阕均以写景发端，议论继后，景语中有情语，议论时亦辅之以超旷、闲逸、感喟之情，大气包举，襟怀高妙，风格豪迈超旷。

目录

原文

“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

西兴浦口，

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

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

正暮山好处，

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

如我与君稀。

约他年、东还海道，

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

不应回首，

为我沾衣。

” —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东坡乐府》

译文

有情风从万里之外卷潮扑来，无情时又送潮返回。请问在钱塘江上或西兴渡口，我俩共赏过几次夕阳斜晖？用不着仔细思量古今的变迁，一俯一仰的工夫，早已物是人非。谁像我东坡苏老。白首之年，淡忘了仕进的机会。

记住西湖的西岸，春日最美的山隈，就是那空明的翠微，如烟的云霏。算起来诗人中相处得宜。如我与您这样的友情，确实稀微，弥足珍贵。约定日后，像东晋宰相谢安那样，沿着直通大海的长江航道，向东引退、回归。别让这一高雅志向与未来事实彼此违背。不应在西州路上回首恸哭，为了我而沾湿衣襟，洒落泪水。

作品赏析

此作于元祐词六年（1091）苏轼由杭州太守被召为翰林学士承旨时，是作者离杭时送给参寥的。参寥是僧道潜的字，以精深的道义和清新的文笔为苏轼所推崇，与苏轼过从甚密，结为莫逆之交。

起势不凡，以钱塘江喻人世的聚散离合，充分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表面上是写钱塘江潮水一涨一落，但一说“有情”，一说“无情”，此“无情”，不是指自然之风本乃无情之物，而是指已被人格化的有情之风，却绝情地送潮归去，毫不依恋。所以，“有情卷潮来”和“无情送潮归”，并列之中却以后者为主，这就突出了此词抒写离情的特定场景，而不是一般的咏潮之作，如他的《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词、《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诗，着重渲染潮声和潮势，并不含有别种寓意。下面三句实为一个领字句，以“问”字领起。西兴，在钱塘江南，今杭州市对岸，萧山县治之西。“几度斜晖”，即多少次看到残阳落照中的钱塘潮呵！这里指与参寥多次同观潮景，颇堪纪念。“斜晖”，一则承上“潮归”，因落潮一般在傍晚时分，二则此景在我国古代诗词中往往是与离情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意象。此句以发问的形式，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下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这是以天地和自然万物的无情，衬托人之有情。

“不用”以下四句，意谓面对社会人生的无情，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必须超凡脱俗，“白首忘机”，泯灭机心，无意功名，达到达观超旷、淡泊宁静的心境。这几句，带有作者深沉的人生感喟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

从上片写钱塘江景，到下片写西湖湖景，南江北湖，都是记述他与参寥在杭的游赏活动。“春山”，一些较早的版本作“暮山”，或许别有所据，但从词境来看，不如“春山”为佳。前面写钱塘江时已用“斜晖”，此处再用“暮山”，不免有犯重之嫌；“空翠烟霏”正是春山风光，“暮山”，则要用“暝色暗淡”、“暮霭沉沉”之类的描写；此词作于元祐六年三月，恰为春季，特别叮咛“记取”当时春景，留作别后的追思，于情理亦较吻合。

先写与参寥的相知之深。参寥诗名甚著，苏轼称赞他诗句清绝，可与林逋比肩。他的《子瞻席上令歌舞者求诗，戏以此赠》云“底事东山窈窕娘，不将幽梦嘱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风上下狂”，妙趣横生，传诵一时。他与苏轼肝胆相照，友谊甚笃。早在苏轼任徐州知州时，他专程从余杭前去拜访；苏轼被贬黄州时，他不远二千里，至黄与苏轼游从；此次苏轼守杭，他又到杭州卜居智果精舍；甚至在以后苏轼南迁岭海时，他还打算往访，苏轼去信力加劝阻才罢。这就难怪苏轼算来算去，像自己和参寥那样亲密无间、荣辱不渝的至友，在世上是不多见的了。如此志趣相投，正是归隐佳侣，转接下文。

表现了词人超然物外、归隐山水的志趣，进一步抒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逝于西州门。羊昙素为谢所重，谢死后，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借这一典故安慰友人：自己一定不会象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友恸哭于西州门下。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枕头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