兌鎮憶舊 · 採煤（1-2）馬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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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賞
兌鎮憶舊 · 採煤（1-2）
01
兌鎮，過去一直叫兌九峪鎮。
煤，兌九峪的人叫它為炭。
炭，現在已經很少了，尤其是好炭。現在，儘管出炭是機械化作業，產量也很大，而且大的驚人。一個晚上，一個作業班，就可能把深藏在八千米以下的一座山挖走了。一座山，一座煤的山，一座經過幾千年幾萬年才能形成的煤山。現在，挖炭的煤礦越來越大，由古遠的「煤窯」，變為近代的「煤礦」，又變為「煤炭公司」，又變為「煤礦集團」。但是，村裡的人卻越來越燒不上炭了，更不用說好炭了。村裡的人也不知道老祖宗們留下的那麼多幾千年幾萬年才造化為「炭」的東西，都被轟隆轟隆的機械挖上來，火車似的大汽車一車接一車地拉到哪裡去了？幹什麼去了？反正老百姓是很少能燒上炭了。
前兩年，政府為了解決村里老百姓的過冬問題，就讓那些「煤礦集團」給村裡的人發「愛心煤」，並且由政府掏錢，但每年發下的「炭」，讓老百姓都意見很大，一是分量不足；二是都是面子，而且是一點光澤都沒有的發灰的面子，更不要說塊炭了。炭，好炭，真正的好炭是那種閃閃發光的清亮的黑漆般的塊炭。真正的好炭，那可真是一塊一塊閃閃發光的「黑色的金子」啊！現在，政府為了不惹麻煩事，也不掏錢採購炭了，而是按人口直接發老百姓錢了。但是，有了錢，也要有能買到炭的地方呀！嗚呼哉，哪裡有炭呀？不要說好炭了，就是再不好的炭也行！
兌九峪的人把經過火燒的煤，煉成的煤焦，叫「藍炭」，把那些不好的煤，不發光的煤，石頭般堅硬的煤叫「夾石」。把過去燒磚燒灰用剩的，也已經變得很輕的灰炭的結狀物，叫「硌涼」。夾石是不能燒的，而硌涼還能繼續燒，但發熱發光的力量，比起炭來要差得遠的遠。
其實，在很早以前，村裡的人已經燒不上炭了。炭都給「煤礦公司」和「煤礦集團」，洗了「夾石」後，又煉成焦炭賺錢去了。村裡的人只能燒那些他們在洗「夾石」過程中用過的廢水抽到土地里形成的「泥」，村裡的人叫它「煤泥」。煤泥看起來漆黑漆黑的，但燒過之後，看到的都是發紅的土，「泥」變成了「土」，「土」哪能是煤呢？所以發熱發光的力量也很差勁，有的煤泥就差得不能說了，因為它就是個「土」。
小時候，家裡日子緊巴，父親身體有病，不能多干體力活兒。家裡姊妹兄弟四個，我又是老大，所以很早就擔水擔炭了。我記得很清楚，我從十三歲就開始擔水擔炭了。擔水是每天除了上學以外要做的事情。我儘管年紀小，但很有計劃性，我的安排是：春秋季節，中午、下午下了學都能擔水。夏季則必須是下午下了學挑，早晨沒時間，中午又太炎熱。冬季則必須是中午下了學挑，因為中午陽光充足，暖和，下午太冷，井口又結了厚厚的發白的冰，每次挑水，在絞水的時候，老怕從冰上滑進井裡。一家六口人，做飯洗衣，餵豬洗菜，沒有三、四擔水是不行的。因為我年紀小，用的水桶也小，像大人一樣用的大水桶，我挑不動。所以，沒有六、七擔水是一天下不來的。等到我到十七歲了，才用上了像大人一樣用的大水桶，來回挑水跑的次數才少了，我的心裡才有些輕省了。挑炭也一樣，我一般是在星期天去煤窯上挑。不是叫「泥溝」的煤窯，就是叫「大井溝」的煤窯，距離都差不多，不過是一個在我家的北邊，一個在我家的西邊。一個星期，一家人燒火做飯，沒有三、四擔炭是下不來的。那個時候，我們學校每周的星期天，只歇一天半，星期六一下午，星期日一天。我一般的安排是星期六下午做老師布置下來的作業，星期日這一天去煤窯上擔炭，如果星期天下雨或下雪，擔不成炭，那也就慘了，只能是抽平時中午下了學的時間去挑了。中午的時間也就是兩個小時，那時候，一天三上學，早晨六點上學，八點下學；上午九點上學，中午十三點下學；下午十五點上學，十八點下學。中午從一點到三點，就兩小時，到煤窯上擔上一回炭，就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了。
每次，我都是挑着籠子，從家裡走到煤窯的煤堆上，煤堆旁已經停了好多好多的騾車馬車。他們都在緊張地等從井下上來的煤箱，兩個井上工人把那剛從井下吊上來的煤箱，推到煤堆旁，喳喳幾下打開煤箱，工人走到煤箱後面，身一低，腰一彎，用力一托，煤箱就在傾斜的軌道上翻到了，轟隆一聲就都倒在煤堆上了。那些騾馬車的趕車人就紛紛而上，嗷嗷地叫着去搶那些從煤箱裡出來的大塊大塊發亮的炭。剩下的面子煤就沒人搶了。那兩個井上工人邊收拾煤箱，邊朝那些搶塊炭的趕車人鬨笑着，很有自豪感。我總是看着這些黑臉黑衣服的工人笑。因為他們黑黑的人只有在笑的時候才露出潔白的牙齒，惹的我很好笑。笑過之後，我也放下挑擔和籠子，加入那些趕車人搶塊炭的隊伍中去了。由於我人小，一會從他們胳膊下鑽進去搶，一會兒又從他們兩腿間鑽進去搶了。有兩三箱，煤箱出來的時光，我就把兩隻籠子塞得滿滿的了。那些趕車人就嗤嗤嗤地朝我笑，罵道：「這小子，猴精！」
對於經過這麼努力，才撿到籠子裡的每一塊炭，我都很珍惜。等把他挑到出煤窯的磅房那兒，過磅賣炭的人出來看了一眼，說：「錢呢？」我扭扭捏捏地掏出貳角錢，遞了過去。賣炭的人很不高興，說：「就二毛錢？」我的臉紅紅的，我一個十三歲的毛孩子，能擔多少？賣炭的人就很生氣地說：「從籠子裡下些！」我很不情願地從籠子裡掏出了兩塊。賣炭的人還不高興，親自跑過去又掏出了兩三塊，說：「去吧！」我就只好臉紅紅的挑起這兩籠炭走了。走上一段路，就得放下擔子歇，實在是有些沉。但我再也捨不得從籠子裡掏出一塊扔了。因為這已經是經過出錢買的東西了，我更珍惜了。還沒走多遠，擔子壓得我的肩膀很疼，只好放下擔子又歇了。歇了一會兒，下了決心似的，挑起擔子再走，還沒走幾步，肩膀上又是直生生的疼，腿肚子都有些軟。但我心裡已經不敢歇了，因為離家裡還很遠，下午上學的時間估計快到了，心裡很急。可是，後面的籠子碰了一下鐵路上的電線杆，有一塊炭掉在路上了。為了這一塊炭，我才覺得有理由放下擔子歇一歇。放下了擔子，我的頭流水似的直冒汗，心裡想掉了就掉了，掉了不就籠子的重量輕了嗎？不返回去撿它了。可回過直冒熱氣的頭去望那靜靜地臥在不遠處的一塊黑，仿佛自己的孩子似的，是那樣的捨不得。那一塊黑，已經從煤窯上花錢買出來了，不去撿到籠子裡，不是可惜嗎？再說自己已經從煤窯上挑到這裡了，快到家裡了，扔下它不要了，不是可惜了自己的力氣嗎？可惜了那錢，又可惜了自己的力氣，這是多麼的殘忍而不道德呀！已經有這麼多孩子似的炭在籠子裡，快回家了，就多餘那塊丟在路上的那一塊炭嗎？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啊，我怎捨得嫌棄已經可憐得被碰在地上的這一塊炭啊？於是，我疲倦地站起來，轉身返回去，把那塊亮亮的炭拾起來，放進籠子裡，細細地把它放好放穩，生怕它再被從籠子裡掉下來。這樣，才放心地再看它一眼，拿起扁擔，挑起了兩隻重重的籠子，吭哧吭哧地朝家裡走了，滿頭大汗地挑着擔子走進村頭了，一抬眼，看見母親站在大槐樹下的土塄上，焦急地張望着遠方。我的心就仿佛放在肚子裡，朝媽媽喊道：「媽——」母親仿佛心疼似的朝我急急地跑來了……
02
石像村的馮舉人在民國時期，寫了一本書，叫《山西鄉土志》，其中第二十一節「礦產」中說：「五金名礦，天地不有，而煤鐵之多且美，不獨冠全國，且為世界礦震驚，其他品質亦眾且多，惜乎無大資本家開此利源也。煤，從孝義西山所出為最佳，大同次之。鐵，從潞安所出為最佳，平、孟次之。絳州之銅，隰州之硫黃，交城之玻璃，皆其彰明較著者，英人李提摩太謂，晉人之窮，如因餓於床，而床下滿積金銀而不知取。」馮舉人文中所說最後一句，與孝義西山的人與煤一樣，如同餓於床，而床下滿積金銀而不知取。
其實，村裡的老百姓也知道「床下滿積金銀」但是「取不起」。取床下之「滿積金銀」需要錢，而且不是小錢，正如馮舉人所說需要「大資本家」。現在，「大資本家」多了，但「滿積金銀」也都取得差不多枯竭了。不僅「孝義西山」的取完了，而且把孝義東部平川更深之下的「金銀」也取完了。
可在清末民國初期那陣兒，孝義縣，尤其是兌九峪那一帶的富貴人家，有好多是靠僱人挖煤發起來的。
馮舉人濟川先生的馮氏家族就是如此。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東渡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學分校經緯學堂留學的費用，就是靠遠在中國山西孝義石像村馮家的兩個煤窯收入來供給。當時，馮家在兌九峪開煤窯兩座，每年出窯七八百萬籠。這個「籠」可不是我小時候擔炭的那「籠」，而是足足裝100公斤炭的大「籠」。馮舉人在日本研究東西各國學說，知道日本的近代工業很發達，與煤窯開採有密切的關係。但此時，他的心中所想不在煤炭，而在教育。他給在山西省最高長官的《張中丞再遊學書》中說：「方今海奸各國，日以瓜分中國為言，日俄之心尤為叵測，如不自振，印度安南之績殆不遠矣。」生等蒙培植之恩，派學師範，推原盛意，誠以欲振興庶務，非人才眾多不可；欲作育人才，非教育得法不可。教育得法，然後可統一人心，為富國強兵之計。」
可是，馮氏家族能有馮濟川先生在日本留學，正是靠他的祖宗們在孝義西山挖煤起家的。
馮舉人在《石像山人墓志銘》中交代：「馮氏之先為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高之後畢萬封魏，其支孫食采於馮，因以為氏。周末，馮亭守上黨死難，遂家焉。」又說：「明初，有諱齊者，自洪洞大槐樹遷孝義之石像村，乃定居焉，二十世至濟川。」還補充說：「初居南關鐵匠巷，後徙石像村，遂定居焉。」其中可見馮氏家族之發展脈絡。 民國十年，馮舉人又撰寫了一篇《清贈文林郎國子監太學生馮君賜五墓表》說：「君於治生無定業，常雲兢於天者上也，兢於人者下也，兢於人者奪彼以益此，兢於天者日出而不窮。以故生平致力如牧畜森林，如煤鐵礦皆於天然 ，而家以日興，鄉鄰依以生者亦自眾。君量才賦金前後致小康者無算，而君積券至萬金。」從中可見，馮家經營煤礦，始於馮濟川祖父馮秉福。孝義西山煤碳資源豐富，馮舉人祖父利用這一地理優勢，大搞煤炭採掘經營，很快獲得成功。
民國初期，兌九峪一帶有這樣的順口溜：「只要緊緊跟上馮舉人，就能讀書出國去留洋。」還真的，就有不少人不僅跟上馮舉人去日本留學，還跟上馮舉人挖煤大發了家。郝家寨村的郝文燦就是如此。
明朝初年，郝氏定居郝家寨，祖上多人為官，郝文燦的祖父郝正誼，生於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為貢生；其父親郝麗田，生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郝文燦幼年失怙，四歲時父親就去世了。與母親張氏及哥哥郝文郁相依為命，家境貧困，日子過得朝不保夕。饑寒交迫的日子造就了郝文燦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品格。他母親張氏，雖為女流之輩，卻也頗有見識。郝文燦六七歲時，到了該上學讀書的時候了，卻因交不起學費不能入學。一日，得知知縣大人要去胡家窯的瓷窯上辦事，郝家寨離胡家窯不遠，下了寨子山就是。這個小腳女人踉踉蹌蹌地拉着文燦、文郁兩兄弟，跪在官道中央，將知縣大人的轎子攔下了。她將郝家幾代先人均有功名，家境貧寒，兩孤兒不能入學等等，娓娓道來。知縣大人聽後深受感動，大筆一揮，寫下字條，兩兄弟於是入本村私塾就讀。
郝文燦年齡稍大些後，迫於生計，與兄長課餘時間參加鄉村勞動。冬天私塾放假後，兄弟二人就到附近的小煤窯上打工。郝文燦聰明伶俐，把教師肚子裡的東西掏空了。此時，張氏又做出了一個偉大的決定：讓兒子郝文燦送至馮濟川舉人那兒學習。當然，馮舉人收學生不是什麼人都收的。馮舉人就是名氣很大的清朝甲午科舉人，石像村的石像山人。但好就好在馮舉人是郝文燦姑母的兒子，與郝文燦表兄弟相稱，長他二十餘歲。他在馮舉人家讀書讀到十六歲，馮舉人推薦他到黃文村擔任私塾先生，後又經馮舉人指導，他考入山西省農業學堂。光緒二十二年（1897年），十九歲的郝文燦參加了山西省省級科考，取得了大清朝的科舉人學位。同年，他又參加了清政府招考公費赴日留學生的考試，在一千八百多名山西舉人的考試中，名列第二。馮舉人借他白銀四百兩，助其赴日留學於日本明治大學農林系。
光緒二十七年（1902年），二十四歲的郝文燦畢業回國，先後擔任陝西省苗鋪縣知事，山西省壺關縣及右玉縣知事。郝文燦早在日本留學時，加入了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同盟會。進入民國，他率右玉縣民政旗易幟，響應並擁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辛亥革命後，他任山西省政府實業司科長，山西省財政廳秘書長等職。先後任山西省農業專門學校總學監，商業專門學校校長，山西大學訓商主任等職。
郝文燦回國後，家道日隆，一來他俸祿可觀，而且他還四處講學，講學收入高於俸祿。二來他利用積累的資金，投資工商業。首先，他在兌九峪鎮南面的弓家原里，數家合股開辦了一個弓家原煤礦。煤礦獲利後，他又在此溝里獨資開辦了石門子、拐把子兩個煤礦，還在郝家寨村西南的家溝里開了個後家溝煤礦。這些煤礦獲利後，他又在兌九峪鎮沿街**了五六處商業鋪店，有聚源慶當鋪、益源慶商行、東日升糧行等。他又在孝義舊城和汾陽城開設了多處商號。同時，他在省城太原的幾家大型廠礦里及榆次晉華、經緯兩個紡織廠投入了股份。後來，他就用這些獲利資金，大量購置田產房屋，僅在郝家寨村就購置土地百餘畝，同時新建、購置不少房屋。村裡的好地和房屋，基本上被他買去了。他又在周圍的村里買地，圪卓頭村的葫蘆坪、令狐村的原上、於家莊的原上、偏店村的窪兒里、兌九峪的南河灘、水峪村的河槽里，都有他的大片土地。偏店村窪幾里的這一百五畝地，離村莊近，向陽背風，他不僅逐漸將其全部收購，而且在這塊地里建了一座占地十餘畝，房屋二十餘間的騾馬大店，既可以讓過路行人車輛住宿，又可以做為長工及短工們的食宿地，還可以作為儲放糧食、農具的庫房。郝家的財富與日俱進，很進就成為孝義境內西山的首富了。[1]
作者簡介
馬明高，山西省孝義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