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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柳青的文學寫作談起(柏峰)

從柳青的文學寫作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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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柳青的文學寫作談起》中國當代作家柏峰寫的散文。

目錄

作品欣賞

從柳青的文學寫作談起

1962年,柳青提出了作家的「三所學校」這一著名主張。這三所學校就是「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和藝術的學校」——這是他集中思考文學藝術理論問題的推進和提升,也是他對自己長期創作道路的總結和概括,代表了柳青創作藝術理論的重要主張。

在「三所學校」中,最主要的是「生活的學校」。

柳青把「生活」放在第一位。他說:「要想寫作,就先生活。」。在柳青看來,作家首先是作為普通參與者去了解和熟悉社會現實。在柳青生活了13年的長安縣和皇甫村,當地人們記住的柳青形象並不是作家,而是基層幹部和普通農民。

1952年,柳青到陝西長安縣掛職縣委副書記,全面參與當地的農村合作化運動,並親自指導和參與組建當地農業生產合作社。1954年,修繕了皇甫村神禾塬上的中宮寺,全家搬入,以普通農民的身份居住在皇甫村。路遙這樣描寫:「沒見過柳青的人,都聽過傳聞說這位作家怎樣穿着對襟衣服,頭戴瓜皮帽,簡直就是一個地道的農民,或者像小鎮上的一個鐘錶修理匠。是的,他就是這副模樣。可是,這樣一個柳青很快就能變成另外一個柳青:一身西裝,一副學究式的金絲邊眼鏡,用流利的英語和外國人侃侃而談。」柳青的這種「兩面性」,正是他作為作家參與具體社會生活實踐的生動寫照。 他說:「真正的革命作家永遠也不會把藝術當作目的。」又說:「真正的進步作家,在每個時代里,都是為推動社會前進而拿起筆來的……把他經過社會實踐獲得的知識和理想傳達給人民,幫助人民和祖國達到更高的境界」。這裡,提出了一個文學終極目的的問題,在柳青來看,文學的終極目標並非作家的個人表達,而是推動社會進步、提升人們思想的媒介,那麼相應地,作家也並非某個專業行當的從業者,而應當扮演社會總體思想的「容器」和「冶鍊師」角色。

路遙也是這樣,他為了寫作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深入到陝北這塊厚重而神奇的土地上,深入農村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劇烈而豐富多彩的生活,深入煤礦,深刻體驗礦工生活,才寫出了孫少平、孫少安等激勵人心的當代青年形象,也寫出了黃原地區錯綜複雜卻在各個方面都在正在復甦的社會生活宏大氣象,留下了我國改革開放時代波瀾壯闊的時代前進畫卷。

柳青提出作家的第二所學校是「政治的學校」。

這裡的「政治」,涉及對國家政策、黨報社論和時局導向的理解,是針對作家所參與的具體社會運動事件由國家自上而下發布的理論性說明和指導原則。但柳青對「政治」的理解又不限於政策解說,而包含了作家對發動這一社會運動的理論原則及其具體實踐方式的發揮。一方面,政策具有某種抽象性和綱領性,它總是需要實踐者的創造性參與;同時,有關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國家政策和指導說明也並非完善和具體,而需要實踐者特別是文學家的主體性創造和想象性闡釋。在這一點上,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並不是用文學作品去解釋確定的政治理念或條例,而是包含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原理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和理解。

有研究者提及柳青的閱讀書目,不僅有文學名著和理論批評文章,還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把亞歷山大羅夫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康士坦定諾夫主編的《歷史唯物主義》,參照艾思齊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系統地閱讀了一遍,着重研究了有關規律、階級和國家、社會革命、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同時,他還系統地閱讀了《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矛盾論》等一系列馬列及毛澤東同志的經典著作。」在柳青生活的時代,這一閱讀書單涉及了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諸多前沿問題。柳青的友人楊友寫道:「他說世界上的人和事不斷地變化着,但是他們是循着一定的規律變化的。作家可以創造性格和情節,但不能違反科學。」柳青還系統地涉獵心理學著作,因為「心理學幫助他理解人的思維活動和環境對人的影響」。

由此來看,柳青不是站在專業化的文學角度記錄和描述歷史,而是與思想家、政治家站在同一高度的理論平台上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同樣,陳忠實在寫作長篇小說《白鹿原》之時,也有過他稱之為思想的「剝離」過程,也就是經過「政治的學校」再認識的過程,一個思想境界再提高再深化的過程,他後來在《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這部敘述自己的創作過程的書里,提到了有這樣幾部書籍對自己的深刻影響,美國學者賴肖爾的《日本人》,還有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以及陝西本土學者王大華的《崛起與衰落——古代關中的歷史變遷》——這幾部書,對陳忠實從思想哲學方面有着深刻的啟示,特別是「人物文化心理結構」觀點,對他塑造小說人物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青「三所學校」的最後一所是「藝術的學校」。

這是柳青強調生活經驗進入文學寫作時在形式塑造上的特殊要求,表現出他對文學形式營造重要性的高度重視。柳青《創業史》的寫作,經歷了艱難的4易其稿,關鍵難題是摸索一種他認為恰當的藝術形式,而選擇了最「恰當的藝術形式」,這是一個作家在藝術上夢寐以求的創作最佳路徑。這仍然是陳忠實的《白鹿原》長篇小說寫作的重要藝術經驗—— 1985年,陳忠實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讀到魔幻現實主義的開山大師、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的中篇小說《人間王國》,還讀到同期雜誌配發評論《拉丁美洲「神奇的現實」的尋蹤者》。陳忠實讀後不僅對魔幻現實主義的創立和發展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而且從卡彭鐵爾藝術探索的傳奇性經歷中獲得啟示。

卡彭鐵爾早年受到歐洲文壇各種流派尤其是超現實主義的極大影響,後來他遠涉重洋來到超現實主義「革命中心」的法國,「但是八年漫長的歲月卻僅僅吝嗇地給予卡彭鐵爾寫出幾篇不知所云的超現實主義短篇小說的『靈感』」。卡彭鐵爾意識到自己若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徹底改變創作方向,「拉丁美洲本土以及她那古樸敦厚而帶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才具有巨大的迷人魅力,才是創作的源泉」。卡彭鐵爾後來深入海地寫出了別開生面的《人間王國》,被小說史家稱為「標誌着拉丁美洲作家從此跨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卡彭鐵爾對陳忠實啟示最深的,是要寫「本土」,但當他真正面對自己「本土」的時候,他對自己熟悉鄉村生活的自信被擊碎了。陳忠實有相當深厚的農村生活經驗,他曾經說他對農村生活的熟悉程度不下於柳青,但他所熟悉的農村生活,主要是當代的農村生活。他感覺自己對鄉村生活的認識太狹窄了,只知當下,不知以往,遑論未來。他意識到,對一個試圖從農村生活方面描寫中國人生活歷程的作家來說,自己對這塊土地的了解還是太浮淺了。

他感到自己的「浮淺」,便是一個思想認識的飛躍提升。與柳青相同的是,經過自身的「政治學校」的深刻的精神新生也就是陳忠實所說的「剝離」過程,終於有了關照生活,關照整體文學寫作的思想「投射源」,找到了文學理性的創作思維和厚重的思想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最恰當的藝術表現形式」。

柳青提出的「三所學校」的藝術創作主張,是他對自己創作道路的高度凝練的理論總結,值得我們如今認真地研究和借鑑,對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有益的啟示。[1]

作者簡介

柏峰,陝西蒲城人。著有多種文學理論專著、散文集。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