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谮者言(李锡文)
作品欣赏
予谮者言
“打小报告”现象，亘古有之，从民间到官场，从家庭到社会，无处不在。小儿稚童“打小报告”，有时倒也好玩；家庭里“打小报告”，有时也是善意；而单位里、职场中、社会上的各种“打小报告”，常常伴随着恶意诋毁和破坏，是一种小动作和龌龊行为，故而为人所厌恶。
记得看过一幅“淘金时代”的国外漫画：一个洋人拽住华人的长辫子，手持皮鞭，正要打下；惊恐万状的华人急欲挣脱，衣衫褴褛，旁边的洋人则是开心大笑。画的上方有一行小字“informer（告密者）”，意思是告密者的下场。这幅画充满了对华人的偏见和歧视，其强盗行为受到谴责。但是，多少年来华人社区中互相告状、互相挤兑、互相拆台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国人中“黑告状”“打小报告”，是一种由来已久且影响到民族形象的劣性。
现实中我们可能会遇上过这样的人：他走到哪里都是是非不断，“小报告”“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然微妙甚至紧张起来；而这个人一旦离开，立马会风平浪静。面对各种出于败坏的“小报告”，人们往往感到防不胜防，“未敢翻身已碰头”，你不惹他他惹你。有道是“小人谗慝，君子何惧”，但一个人在职场中，若是遇上个好传话接舌、爱打小报告的是非之人，算是不幸之糟事了，必是避犹不及。如果你平时大咧，说话办事就得十分小心，因为说不定哪句话就被人所利用，给你整晕。实际上，确实有不少性格单纯的人，在事业的发展上毁在了这种人手里。梁宏达老师直言：“什么样的人最可恨呢？那就是告密的人！”所谓“密”，在很多时候并无“秘密”可言，本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件事，传来传去就成了小人眼中的“短处”和“问题”，从而变成了复杂的一句话、一件事，就有“密”可“告”了。
《道德经》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小路好包抄，打小报告，也算是快速满足私欲的“捷径”之一。在机关或者社会层面，打小报告者有时会利用公权或者某种公共资源，假公济私，通过谄媚、“告黑状”等手段排挤他人，显出自己；很多属于无能之辈，就靠着打小报告之类的小动作，压低他人，混出点名堂；有时则是以“弱者”的姿态出现，“我穷我有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多少有点“造反派”的影子；有些甚至是“内向型”的，所谓“内向”非指脾气性格，而是指缺乏向外拓展的意识和高远的胸怀，习惯于“眼睛向内”，总是盯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盯身边的人，找人漏洞、抓小辫子，练就了“内耗”“窝里反”的本领，对外无能，对内称王。
有时候，“打小报告”的人可能正是你信任的人。三国时名士彭羕，愤于刘备的人事安排，不敢公开发作，底下跟马超发牢骚。这马老弟转过身就向刘备打了小报告，“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说彭羕要造反，出卖了彭羕。于是彭羕被杀。但刘备毕竟是个“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并有“英雄之气”的人（陈寿评价），也不喜欢蝇营狗苟打小报告之类，所以后来也未重用马超，马氏郁郁寡欢，47岁病亡。
“打小报告”者绝无公心。有一种看似“强势”的人，只要他不满意，就是“不公”，就有说辞。过去某单位有个很有资历的干部，就是靠常年打小报告获得各种利益。当时实行单位分配住房，此人已经有5套房，超过同等条件员工的一倍以上了，分房时依然是“当仁不让”，不满足就给你造舆论、传纸条、写黑信，用“坐地炮”的办法坐在领导办公室不走。那时候的法治还不像如今这么健全，各种小报告、各种软磨硬泡还真的管用，最后总会捞到实惠。你可别以为“身正不怕影子斜”，打小报告、搞小动作的人可是不管那些的，你是否“坐端行正、身正影直”与他无关，他在乎的只是个人的眼前利益。如果体制开明，风清气正，这种人就会失去市场。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告密”是典型的小人行为，向来为人所不齿。打小报告是一种借刀杀人的手法，历史上坑人误国的例子可是不少。神探狄仁杰不就是被打小报告的人诬告“谋反”而蒙冤入狱的吗？幸而他“拆被头帛书冤”，还有一个争气的儿子为其持书伸冤，才免于一死啊！
面对各种不良的心机，我们是否该学点古人的心胸和智慧呢？如是，可能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说是唐代狄仁杰因为政绩突出，常遭嫉妒者暗中使坏，有一天武则天召见他说：你在豫州时名声不错，但也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欲知谮卿者乎？”——你想知道都是谁吗？狄仁杰的回答很干脆：“臣请不知！”清者自清，大可不必知晓！这是肚量。
古人讲究“隐忍”“仁义”“中庸”。唐朝名将郭子仪生病之时，卢杞前来拜访，郭子仪命左右妻妾都退到后堂去不得露面。事后家人不解，郭先生解释道：“你们有所不知，这个人相貌奇丑，而内心阴险。假如你们看到他万一忍不住失笑，那他一定嫉恨在心。他一旦得势，我们不就会遭殃吗？”卢杞后来果然当上了宰相，用手中的权力公报私仇，把以前得罪过他的人统统杀掉。而郭子仪因平日对他“谦恭有加”，才幸免于难。如此，不少后人便把郭氏“敬而远之”之法，作为处事之道。
然而，“隐忍”“谦恭”能够唤起毁人者的良心吗？隐忍不都代表大度，却可能是纵容。隐忍不是廉价的，所以该宽厚的宽厚，该出招的出招，从古至今很多智者和受害者，面对各种小动作及邪恶毁谤，纷纷拿起了捍卫权益的武器。
一个单位或者地方，若是“打小报告”成风，必是“政治生态”出了问题；或者说，若是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就会“互怼”、互相“揭短”，告状成风，人人自危。它的后果就是小人得志，排挤掉正直者，庇护了真正的罪恶，作家聂绀弩一针见血地说：“人们通常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文革之“左”，最容易暴露出人性中的自私与丑陋，那时候乡情、亲情、爱情，全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你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说不定就成为揭发者的素材，打小报告成风，到了极其恐怖而荒唐的地步。雨过天晴，不少人良心发现之后，才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了醒悟。导演陈凯歌，提起他过去被迫告发同为导演的父亲一事，始终不能原谅自己。文革中北京还有一位青年，竟把一封“揭发”自己母亲的信塞进了军代表办公室的门缝，最后致其母被定罪而枪决。后来其母平反，这位告密者十分痛悔，四处奔走，希望把他的母亲定为烈士，以此赎罪。
国外也有打小报告的现象。前一段时期美国的一名官员，连续向多家媒体提供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的所谓疫情“错误言论”，匿名诋毁，试图误导媒体，整垮福奇。这种“打小报告”的出现，无疑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联。
雁过留声，打小报告必然留下记录。有人说：打小报告是会引火烧身，道理很简单，厚黑者不论遇上正直者还是更加厚黑者，都会有麻烦。善于搞小动作的人，只看眼前利益，往往因小而失大；喜好“打小报告”制造事端，往往自食其果，常怀害人之心者最终害己。打小报告、加害他人，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行为本身也给自己的生命戴上了沉重的锁链，只能在良心的谴责中苟且度日。有句话叫“恶人先告状”，某单位的一个员工，因不满于“年终奖”发放，一气之下向纪检部门打了小报告。此信息被单位里的几个以掏空国企为目标的“内鬼蛀虫”所掌握，进而利用该地区的无所作为和“左”的风气，用黑告状手法引来大面积“清查”。企业走向衰落，最后破产，数百名员工下岗。而其后几年里，在群众的“口诛笔伐”之中，打小报告的那几个人竟先后患病而亡；处理案件的公职人员，本想借机“邀功”往上走的，却因办了糊涂案而被调离了办案一线。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道法自然”，小人之行背离天道，也是招致灾祸的根源——这都是先人之言，看似有点“唯心”，其实不无道理。人啊，还有比冥冥之中受到良心的谴责更为煎熬的事吗？
说起来打小报告也不可怕，怕的是接招者昏聩，偏听偏信，作出错误判断；或者当成了打人的手杖，借机清除异己。让我们回归正常吧——《小窗幽记》曰：“以理听言，则中有主”，用理智来判断听到的言语，心中自有判断。《朱子家训》中说：“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就是说当你听到他人说长道短，不可轻信，而要再三考虑，他是不是在说人坏话呢？
反思劣性，追根溯源，“打小报告”现象是一种道德文化失败。一个人无论是思想意识的破败，还是修养的残缺，都是与其成长环境分不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人的作风与做派的养成，离不开家风的熏染，离不开家庭教育。有教养的家庭，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说人坏话”，“忠诚做人”。好的家风，会代代流传；而经久不衰的优良传统，才支撑起一个民族的光彩门面。世风之下，老实人吃亏上当的事并不少见，但是人们宁愿选择善良，因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1]
作者简介
李锡文，一个“60后”的写作者、思考者。穿行于澎湃的文化光影中，拨开雾瘴，探索本真，推动文化反思和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