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詩中的「人本」精神(邢孔史)
作品欣賞
中國古詩中的「人本」精神
詩的情趣隨時隨地而異，各民族各時代的詩都各有它的特色，這是不同的文化影響使之然。中國古代詩歌和西方詩在情趣上就有很多不同，其中中國古詩中表現出來的「人本」精神，是它區別於西方詩的最顯著的特徵。這種區別來源於中國文化的人本精神對古代詩歌的內容題材、藝術風格和審美標準產生巨大的影響。
人本主義或人本主義，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以人為本」就是指以人為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用中國傳統方式來說，就是肯定在天地之間，以人為中心；在人與神之間，以人為中心。這種人本精神主要體現在儒家思想中，在道家和佛家思想中也有所反映。如儒家董仲舒指出，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人要「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相參」，人是衡定萬物的尺度。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了天人之間的統一性。一方面，儒家用「人事」附會「天命」，把人的行為歸依於「天道」的流行；另一方面，人又往往把主體的倫常和感情貫注於「天道」，並將其擬人化，「天道」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表面上看，是人按「天命」、「天道」在「從命」、在「行道」，但實際上，天卻成了人們實現道德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天人之間，人為主導，人是目的，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
人本精神對古代詩歌產生着重大的影響，它決定了中國古詩的內容，從題材、主題到思想、情感，與西方有極大的不同，它使詩人以入世為主流，注重現世生活，而不是超念的神和彼岸世界。和西方相比，中國古代詩歌相對缺乏宗教神話的思想和題材，表現出強烈的現實性和人文氣息，形成了與政治社會人生密切結合的帶有實用性很強的一個傳統。
先秦時，我國最重要的詩歌作品《詩經》，是現實主義之作，以忠實反映現實為特點：「雅」多為宮廷之音或燕食之詩，如「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灑，以燕樂嘉賓之心」，（《小雅·鹿鳴》）「湛湛露斯，匪陽不。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小雅·湛露》）都寫貴族一心沉迷於現世的宴飲享樂之中，而不象上古那樣娛鬼神。「大雅」中《生民》、《公劉》、《皇矣》、《大明》等詩，敘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國至武王滅商的全部歷史。「國風」中許多詩正面表現下層老百姓的遭受貴族壓迫、統治的痛苦、呻吟和反抗的呼聲，《七月》、《碩鼠》、《伐檀》等名篇都是直面滲淡的人生，沒有絲毫的宗教氣息。《碩鼠》詩中寫道：
坎坎伐檀兮，填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蟾爾庭有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這是一群在河邊伐木的奴隸的歌，他們向剝削者提出正義的責問：為什麼那些整天都在勞動的人反而無衣無食，而你們這些「不稼不穡」、「不守不獵」的人，反而坐享別人的勞動成果？婚姻戀愛題材的民歌在國風中也不少，如《溱洧》、《靜女》、《木瓜》、《出東門行》、《大車》、《氓》等，表現了青年男女對愛情的追求和嚮往，歡樂和苦悶。
屈原的作品雖然充滿浪漫色彩，其中還需要借用了不少神話故事，但仍無宗教崇拜的意味，只是增加了奇幻的色彩，寄寓於其中的主旋律則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現世鬥爭精神。
在唐詩中，幾乎所有的詩人都以滿腔熱情去擁抱人生。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充滿對人民的同情；「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對祖國的無比熱愛；「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對禍國殃民的統治者的強烈憎恨。《春望》一詩寫道：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這首詩滲透着愛國的血誠，當國家危難時，他對着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
且不說抒寫「詩史」的杜甫，還有謳歌邊塞題材的高適、岑參和關心民間疾苦的白居易、元稹，即使是喜愛刻劃鬼神世界的李賀，其實也以對黑暗現實的憎惡反襯着對美好人間的嚮往。中國詩歌中，即使是關於佛理禪趣的詩和道家的遊仙詩，也顯出較多的世俗性，而並無多少真正的宗教神性。
應該指出的是，中國文化的人本精神不同於西方文化中的追求個人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本精神，主要表現在它的倫理本位和群體關係的特徵。這種以道德修養為旨趣、以群體關係為紐帶的人本主義，具有濃厚的政治倫理色彩，可以稱之為道德人本主義或群體人本主義。道德人本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中國文化總是把個人放在一定的倫理政治關係中來考察，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實現個人價值、提升個體道德精神境界的標準；而且，這種考察只能放在社會的宗法結構和人倫關係中，即在國家、宗族、親族關係及一般人際關係中，不是重在作為關係基礎的個體上，而是重在群體上，或者說重在關係的整體上。誠然，佛家尤其道家有個性自由和個體生命價值的思想，這是對儒家群體人本精神的一種補充，它們使中國古代抒情詩中保存了一定的自我個性。但它與西文的個體人本精神仍有區別：它們通過超脫社會功利和個人慾望的「虛靜無為」的自我修養方式來獲得個體的消遙與自由，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與儒家通過與體現「天理」的社會常綱協調一致而達到「天人合一」，失去個體的「我」，有一致性。這在中國古代山水詩田園詩中表現突出。
道德人本主義使中國古代文學和審美文化具有濃厚的政治倫理色彩。先秦詩歌的繁榮與政治倫理密不可分，時人對詩歌的評論，把政治、倫理放在第一位。「詩言志」之「志」，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政治倫理方面的。孔子講《詩經》三百篇「思無邪」就是從政治倫理是肯定它的中正平和，合乎周禮；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事君」，除興之外，余皆服務於政治、倫理目的。孔子之後的《毛詩序》乃漢儒所作，其最大的特點是：將詩歌依附於政治，使人之情成為政治的附屬品。它認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好壞決定作品的格調。詩歌的特點雖在於抒情言志，但情志均受社會生活的制約，反映的是政治的興衰。《毛詩序》更打出詩歌教化論的旗號，強調詩的目的在於「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並把《關雎》《卷耳》硬解釋成為「后妃之德」與「后妃之志」。中國古代詩歌重視作家的人格，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及忠君報國、交友愛民成為文學的最高題，而愛情、家庭、個人在作品中表現不強烈；從道德立場出發，視俗文學為旁門左道，市井下流，不能登上文學的大雅之堂，而只能流傳於民間。
這種群體精神又決定了中國古代抒情詩富有社會性，如抒情詩即有憂患意識及相應的憂國憂民題材，又富有人情味和脈脈溫情的親情、鄉情和友情題材。同樣是關於人倫的詩，中國和西方有很多的不同。如果說，西方詩的情感主要是個體性的自我感情，中國詩歌的情感則主要是群體的人倫感情。西方詩大半以戀愛為中心，中國詩言愛情的雖然很多，但是沒有讓愛情把人倫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誼在西方詩中不甚至重要，而在中國詩中則幾與愛情詩占同等位置。把屈原、杜甫、陸游的忠君愛國愛民的情感拿去，他們詩的精華便已剝掉大半。蘇李、建安七子、李杜、韓孟、蘇黃、納蘭成德與顧貞觀諸人的交誼和贈答酬唱古今傳為美談，在西方詩人中為歌德和席勒、華滋華斯與柯爾律治、濟慈和雪萊諸人雖也以交誼著稱，而他們詩集中敘朋友樂趣的詩卻極少。 [1]
作者簡介
邢孔史，男，中文本科學歷。人文社科學院中文副教授，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