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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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称八路军和新四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中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与拥护。
目录
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组织准备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近80年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但遭到帝国主义的残酷武装镇压。在斗争实践和血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初步懂得，如果没有强大的同盟军和革命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以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24年初，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参加组织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的早期实践。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创立。中国共产党选派50多名共产党员或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进步青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陈赓、周逸群、蒋先云、董必武、李富春、李达、蔡畅等数十人先后在黄埔军校及武汉分校担任领导职务或做机关和教官工作。1926年春，中国共产党还主要负责创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这个班380多名学员，毕业后多数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工作。
1924年10月，国民党开始组建自己领导的军队，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后升任该军副党代表。到1926年10月，在国民革命军工作的共产党员达1500多人。
1925年11月，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国民革命第4军军长李济深同意，由黄埔军校抽调干部，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34团（次年改称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1926年7月，在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贺龙要求下，周逸群等许多共产党员被派往贺部工作。后来，这个师扩编为第20军。同时，朱德、刘伯承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开展国民革命宣传，促成川军部分将领率部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组成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刘伯承任军长。朱德到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后兼教导团团长的叶剑英，在武汉国民党当局公开叛变革命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夏至1927年夏，国共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动员广大民众支持和援助战争，在广东、湖南和湖北建立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到1927年3月，广东的工农自卫军已达万人；湖南、湖北的农民自卫军也分别发展到拥有3000支和2000支枪。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军事部指导全党的军事工作。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必须参加武装斗争工作，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1927年3月，毛泽东提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这些军事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被迫独立领导人民武装和创建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及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1924年开始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从失败中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和建军原则的确立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工农革命军。9月11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由农民、工人和革命官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革命官兵和工人赤卫队举行广州起义。至1929年底 ，中国共产党还在鄂中、鄂西、海（丰）陆丰、琼崖、黄（安）麻（城）、赣西、赣南、湘南、弋（阳）横（峰）、桑植、闽西、渭（南）华（县）、平江、川东、商（城）南、六（安）霍（山）、百色、龙州等地区领导了数百次起义，创建了许多支工农革命武装。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1927年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将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制定革命纪律，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为部队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制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宽待俘虏的政策。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由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砻市，和毛泽东部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3个师，共约1万人。5月以后，各地起义武装陆续改称红军。10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设立军事部（1930年2月改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杨殷、周恩来先后任部长。
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挫败国民党军多次“进剿”和“会剿”。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由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的红军第5军主力转移到井冈山，同红4军会合，编入红4军。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向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挺进，开展游击战争。至1930年3月，挫败赣粤闽三省国民党军两次“会剿”，创建了后来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1929年12月，中共红军第4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又称古田会议），总结红4军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明确了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发挥了长远的指导作用。
其他地区红军，也分别打破国民党军的“进剿”，先后创建了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数块革命根据地，并在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
组建正规兵团，在反“围剿”胜利中发展
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6月以后，各地红军分别进行整编。赣西南、闽西地区的部队编为第1军团，辖第4、第6（不久改为第3军）、第12、第20、第22军。湘鄂西地区的部队编为第2军团，辖第2、第6军。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编为第3军团，辖第5、第8、第16军。鄂豫皖地区的部队编为第1、第15军。广西右江地区、赣东北地区、广东东江地区、浙南地区以及江苏（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的部队分别编为第7、第10、第11、第13、第14军。8月23日，第1、第3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军团和方面军的组成，为实现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开创更大局面创造了条件。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连续打破国民党军三次大规模“围剿”。由赣南地方武装编成的红35军和由右江地区转战到中央苏区的红7军划归红一方面军建制。1931年11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红军作战、苏区建设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提出错误的批评。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总参谋部部长，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其所属部队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并称中央红军。12月，国民党军第26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亦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1930年11月至1932年3月，湘鄂西苏区第2军团转战湘鄂边和鄂西北，并取得襄北作战的胜利。第2军团于1931年3月改编为第3军。鄂豫皖苏区红军（1931年1月第1军与第15军合编为第4军）于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打破国民党军两次“围剿”，后又取得蕲（春）黄（梅）广（济）地区作战的胜利。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辖第4、第25军。而后红四方面军发起攻势作战，至1932年6月，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次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红军也在反“围剿”作战中取得胜利。全国各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0万余人，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人，各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
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红军遭受严重损失
1932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强令红军夺取中心城市。而后，中央红军从1932年2月至1933年1月连续进行六次进攻战役，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消耗和疲惫了红军，失去巩固和发展红军与苏区的有利时机。其间，中央红军复称红军第一方面军。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继续贯彻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毛泽东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评，会后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鄂豫皖和湘鄂西两苏区的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被迫于10月分别退出这两个苏区。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于12月转战到四川省北部地区，1933年2月创建了川陕苏区。到1934年9月，连续取得反“三路围攻”和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及反“六路围攻”的胜利，部队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留在鄂豫皖苏区的部分红军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第25军，继续坚持斗争。退出湘鄂西苏区的第3军经过艰苦转战，于1934年5月进至贵州省东部，而后创建了黔东苏区。
1933年2月，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同对日作战的主张，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第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剿”。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成立，朱德任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6月，红6军团在湘赣苏区成立。6～10月，红一方面军增编第7、第9军团。1934年1月，第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并入中革军委，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再次称中央红军。9月，中央红军增编第8军团（12月编入第5军团）。中央红军从1933年9月开始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方针，虽经浴血奋战，予敌重大杀伤，但至1934年10月终于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也都遭到失败。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界挺进。11月与第10军合编为第10军团，后在同优势国民党军作战中遭受严重损失。8月，湘赣苏区第6军团西征，10月与第3军（后恢复第2军团番号）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合，接着发起湘西攻势作战，至1935年1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
长征的胜利和红军建设的恢复与发展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初期，由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由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处境十分危险。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黎平召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改变原定去湘西会合第2、第6军团的计划，转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占领遵义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是中国革命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随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等作战行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中旬到达四川省西部懋功（今小金）地区，与5月初撤离川陕苏区的第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7月，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随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但率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方针，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于9月10日率右路军中的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并于12日决定将这两个军和军委纵队组成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此之前，在陕甘边和陕北的部队组成红军第26、第27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创建了陕甘苏区。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的第25军，于1934年11月开始长征。12月到达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地区，至1935年5月创建了鄂豫陕苏区，后继续北上，于9月到达陕甘苏区，与第26、第27军合编为第15军团。11月初，陕甘支队同第15军团会师，合编为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15军团，共1万余人。下旬，第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制定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红军的战略方针。1936年2月，第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进至山西境内。5月初回师陕北。下旬，第一方面军又以主力西征进至陕甘宁交界地区。东征、西征战役的胜利，扩大了红军，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策应了第二、第四方面军的北上，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1935年9月，张国焘强令第四方面军以及编在左路军中的第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南下四川、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边境，并于10月5日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公然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等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此后部队在与国民党军作战中，受到重大损失。1936年4月被迫撤至西康甘孜地区时，已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破产。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张国焘才不得不于6月6日取消另立的“中央”。
第2、第6军团于1935年11月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转战湖南、贵州、云南诸省，于1936年7月初到达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第2、第6军团和第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接着，第四、第二方面军从甘孜地区北上，于8月上旬、9月初分别进入甘肃省南部地区。10月，第四、第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省会宁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第一方面军会师。至此，全部主力红军胜利结束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所属第30军西渡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武威）地区。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此后，西路军在甘肃省西北部地区，同军阀马步芳等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敌约2.5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曾于2月27日决定以第4、第31、第28、第32军和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领，西进增援。3月中旬，援西军进抵镇原、固原地区，因西路军已告失败，遂停止西进。西路军余部400余人在李先念率领下进入新疆，后分批返回延安，另一些失散人员辗转回到陕甘宁边区。
1936年12月7日，中革军委扩大组织，由23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为重，努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铺平了道路。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发展到7.4万余人。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加强干部培养工作。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8省15个地区独立地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作战，并保存了1万余人的武装，后来成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中共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珠河、饶河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1933年下半年，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于1936年改称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7月，部队发展到10个军另1个师，共3万余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建设和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抗击，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为基本任务。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后增补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为副主席）。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于8月25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朱、彭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辖第115、第120、第129师，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师长。同时，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后改称留守兵团），统一指挥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全军近4.6万人。
八路军3个师自8月下旬起陆续开赴华北抗日前线。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各师的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9月25日，第115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000余人。此后，八路军以一部兵力分散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主力则活跃于日军侧翼，不断打击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的作战。10月，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任弼时为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在部队中恢复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为第115、第120、第129师政治委员（不久邓小平继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并将师、旅、团政训处恢复为政治部（处）。11月8日，日军占领山西省会太原，国民党军大部退向黄河以西以南。从此，在华北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辖第1、第2、第3、第4支队，共1.03万人。新四军组成后，第1、第2支队挺进苏南，第3支队在皖南，第4支队在皖中，开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在游击战争中发展壮大
1937年冬季和1938年春季，八路军各部队分别在晋察冀（察，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内蒙古）边界地区和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地区挫败了日军的多路“围攻”，共毙伤日军7500余人。至1938年4月，初步完成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并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利用同国民党山西当局建立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于1937年8月开始组建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的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在协同八路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山东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底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4月下旬起，八路军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第129、第115师各一部进入豫北、冀西和晋南，加强当地抗日武装；第120师、晋察冀军区各一部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协同当地中共组织发动人民群众举行暴动，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冀中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第115、第129师各一部进军冀鲁边，协同当地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一部挺进绥远（今内蒙古中部），开辟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时，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部队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敌后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2.5万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日军40万人，伪军7.8万人，有力地打击和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对日军作战，坚持了抗战阵地。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在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政策的同时，加紧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则从较为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15个月的抗战经验，重申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任务。1939年2月，八路军总部发出整军训令，华北各部队开始分期进行整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军政训练，整编部队，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同年夏，新四军也进行了整军。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力量，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在华北，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向敌后冀中、冀南、山东挺进，与当地抗日武装相结合，积极对日伪军作战，挫败其多次大规模“扫荡”，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至1940年，八路军又新编25个旅和第1、第2、第4、第5纵队，山西新军陆续加入八路军战斗序列。1940年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第120师兼，1942年9月改为晋绥军区）。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以105个团约20余万人的兵力，对华北日伪军交通线和据点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即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在华中，新四军采取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反击日伪军的“扫荡”，创建了皖东、豫皖苏、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新建了第5、第6支队及豫鄂挺进纵队。1940年夏秋，新四军江南部队一部北渡长江，八路军一部南下后，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11月中旬，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在华南，除海南岛早有红军游击队转入抗日斗争外，至1940年10月，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组织了数支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9～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不断打击日伪军的进攻，挫败其“扫荡”100余次，共毙伤俘日伪军约40万人。八路军还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挫败了其对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西新军的军事进攻。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50余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拥有1亿多人口的10余块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缩编部队，分散坚持抗日游击战。在此期间，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深入敌后办学，在各抗日根据地成立10余所分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各级干部10万余人。
坚持敌后艰苦抗战，积蓄和准备反攻力量
1941年，日本为变中国为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继续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国民党则继续坚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1941～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总兵力由50万人缩减到4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由1亿减少到不足5000万人。在此期间，各部队实行精兵简政，正规军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地方军，一部分正规军转为地方军，从而使正规军更加精干，地方军和民兵战斗力增强，更加适应游击战争的要求；开展整风运动，改进政治思想工作，增强了内部团结；开展“拥政爱民”“尊干爱兵”运动，密切了军政、军民、官兵关系；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财政经济困难。这样，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为坚持抗战打下了基础。各部队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对日伪军加强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广泛开展地雷战、地道战、围困战、麻雀战；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组织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日军占领区开展斗争。在两年中，挫败日伪军千人至万人的“扫荡”132次，1万～7万人的大“扫荡”27次。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包围和袭击奉命由皖南向长江以北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新四军损失7000余人，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将所属部队扩编为7个师另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中共中央还决定组建中央军委华中分会，由刘少奇任书记。1942年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留守兵团、八路军第120师兼晋绥军区、晋西北新军和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等。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1943年3月，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第115师番号仍保留），罗荣桓任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人民军队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实行战略反攻夺取全国抗战胜利
1943年，敌后抗日武装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积极作战，多次挫败日伪军1万～4万人的大“扫荡”；继续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积极拔除日伪军据点，破坏交通线；开始进行局部反攻作战，迫使日伪军收缩兵力，收复了一些地区。同年夏，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企图以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为主要目标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0月，第129师机关与八路军总部机关合并（第129师番号仍保留）。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展开攻势作战。4月，在毛泽东等指导下，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又一指导军队建设的历史性文献。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随后，各部队在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的同时，陆续开展以改进政治工作和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大练兵运动。4～12月，日军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作战。国民党军在华中、华南地区抵抗不力而溃退，八路军、新四军则向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连续发动攻势作战。1944年7月起，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河南、控制中原战略要地的指示，派出数支部队向河南敌后挺进，扩大、开辟或恢复了豫东、豫南、豫西、豫皖苏边根据地。10月，第120师一部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湘粤赣边。12月，新四军一部渡长江南下，建立了苏浙皖边根据地。1945年春夏，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开展攻势作战。在1年多的攻势作战中，共攻克县城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千米，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把日伪军压缩到城市和交通线沿线地区。到1945年夏，在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解放区，人口发展到9550余万人，抗日武装发展到93万余人。
1945年4～6月，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和迎接全面反攻的任务。“七大”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各个战场上积极开展攻势作战，英勇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壮大自己，并开展军政大练兵，为举行全面反攻创造条件。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兼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刘少奇兼总政治部主任，程子华任副主任，杨尚昆任军委秘书长。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次日出兵中国东北。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向日伪军展开猛烈的全面反攻，八路军一部和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苏联红军在东北作战，攻歼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收复了华北、华中、华南、东北等地区的大片国土。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8年抗战中，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71.4万余人，在19个省区内形成了拥有100多万平方千米土地和约1亿人口的解放区，部队发展到132万余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折叠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和壮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坚持独裁和内战方针，企图垄断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共产党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在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对其发动内战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应变准备。
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编组野战兵团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豫西等地的部队，分别转移到长江以北的苏皖、山东和中原解放区；关内各解放区抽调部队11万余人和党政军干部2万余人进入东北。各大战略区的部队进行整编，至1946年6月，全军共编成27个野战纵队、6个野战旅和14个炮兵团，从组织上实现了由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各战略区和野战军是：东北民主联军（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军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归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指挥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全部野战军61万余人，地方部队66万人，民兵332万人。在此期间，各解放区部队对国民党军的挑衅进行了坚决的自卫还击，歼灭了一部分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与此同时，开展军政大练兵，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
全国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在自卫战争中发展
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10日签订的停战协定，以重兵围攻中原军区部队，接着对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原军区部队胜利突围，各解放区部队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此后各解放区部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兵力和装备均居劣势的情况下，依靠解放区人民群众，采取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在内线大量歼敌。1947年3月，国民党军被迫停止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在这两个战场继续进行内线作战，打击并牵制国民党军的主要集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战场开始举行战略性反攻。至1947年6月，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发展到195万人。在此前后，人民解放军普遍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委会，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瓦解敌军、改造新解放战士的工作。
1947年内，战略区和野战军有若干调整。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番号撤销，组成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冀察热辽军区由晋察冀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恢复1946年12月撤销的晋察冀野战军番号；西北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晋绥军区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建制。3月，正式使用人民解放军总部名称，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8月30日起，因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职务。
1947年7～9月，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尚处于劣势、国民党军在继续重点进攻的情况下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把进攻重点指向中原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举行鲁西南战役，然后，越过陇海铁路（今兰州—连云港）南下，向大别山挺进；华东野战军主力组成的西线兵团挺进豫皖苏边界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2个纵队和1个军（陈谢集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三路大军艰苦奋战，开辟并巩固了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中原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在内线的各部队，先后展开攻势作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收复和解放了大7片土地。人民解放军在内线的攻势作战与外线的大举出击相结合，构成了向国民党军举行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同日，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1947年冬～1948年夏，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以“诉苦”（诉反动派和旧社会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加强组织纪律性教育，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纪律性和战斗力。
举行战略决战，调整和统一野战军编制体制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其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8月军区与野战军机关分开）。5月，重建中原军区，转入外线作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此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发展到280万人，加强了炮兵和其他特种兵建设，提高了攻坚作战能力。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取得攻克济南、歼敌10万人的胜利。11月，中共中央军委对外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1948年9月～1949年1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举行辽沈战役，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部队等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举行淮海战役，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张家口地区举行平津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精锐部队大部被歼灭，其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开始动摇。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国民党军则下降至204万人，且分布在新疆至台湾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解决国民党残存部队的“三种方式”，即：用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进行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暂时予以保留，待时机成熟后再行改编的绥远方式。并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一个工作队，要担负经营和建设新解放区的任务。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于1948年底～1949年春进行整编。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1、第2兵团；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辖第3、第4、第5兵团；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7、第8、第9、第10兵团；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辖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改为第18、第19、第20兵团。每个兵团辖2～4个军，全军编成17个兵团共58个军。其中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和由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的铁道兵团，直属中央军委。全国划分为5个大军区，即西北军区（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后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后高岗）；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中原军区（1949年5月改称华中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此外，在长江以南各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也进行了整编，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各大军区和野战军以原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及所属分校为基础，成立了军事政治大学和军政干部学校及各类技术学校。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
向全国进军，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1949年4月1～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从4月20日午夜起，第二、第三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举行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解放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两省及浙江、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地区，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4月24日，华北军区部队攻克太原（后第18、第19兵团归第一野战军建制）。6月起，各野战军相继向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地区进军，追歼残余的国民党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至10月中旬，解放了除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福建全省。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实施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方针，至12月中旬，解放了除海南岛以外的中南全境。第一野战军5月20日解放西安后，相继解放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省。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配合下，于11月开始进军西南，至1950年4月中旬，解放云南、贵州、四川、西康4省。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至此华北全境解放。1950年3～5月，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指挥2个军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下解放海南岛。5月19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解放舟山群岛。至此，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告结束。
人民解放军在4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解放了除西藏（1951年5月和平解放）和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及南海诸岛以外的全部国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
折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人民解放军的任务、职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由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和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人民解放军努力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折叠建设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1年11月和1954年6月增补林彪、高岗和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此前后，全国统一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6个大军区。至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为550万人。下半年有90万余指战员复员、转业。1954年9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立国防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等15人任副主席；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12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1955年2月，全国6个大军区改划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和西藏12个大军区，在此之前，野战军和兵团番号陆续撤销，部队统归各大军区指挥。1956年7月增设福州军区。后内蒙古、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分别划归北京、成都军区领导，新疆军区改称乌鲁木齐军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对潜藏在新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残余、土匪、特务武装进行清剿，至1953年，毙伤俘土匪和争取土匪投降自新共270万余人。在此期间，还对袭扰东南沿海地区的台湾国民党海军、空军和特务武装给予了沉重打击。各部队还参加了新解放区的接管以及土改、建党、建政等工作。
1949年11月和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成立空军和海军领导机关。不久相继成立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工程兵、铁道兵等领导机关（1955年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分别改称防空军、公安军，1957年公安军撤销，防空军并入空军）。开始了向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进入建军新阶段。为适应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建设的需要，全军开展了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使广大指战员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创办了各类学校，至1953年共建立军事院校107所；颁布了内务、队列和纪律等条令以及政治工作条例。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出动军队进行干涉，同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随之把侵朝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下，于10月19日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韩国）军。志愿军参战兵力最多时达135万人，在装备处于劣势、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困难条件下，依靠中朝两国人民的支援，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五次运动战战役，将敌军由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以南，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然后，一面同美方进行停战谈判，一面依托坚固阵地进行攻防作战。至1953年7月27日，迫使美方同朝中方面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志愿军在近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歼灭敌军71万余人，有力地援助了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同时取得了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经验。至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回国。1950～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国战争给予了无私援助。
确立军队建设总方针总任务，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53年12月～195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确定军事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会议明确了依靠发展本国自身工业来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道路；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坚持在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会议还就军队的总定额、编制体制、办好学校、军事训练、司令部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建设等问题作了规定。1954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八总部体制，设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和总军械部。1957～1958年，总部机构进行调整、合并，恢复三总部体制，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195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和军衔制。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元帅军衔。同年在辽东地区首次举行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陆海空军有6.8万余人。1956年起，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集训、办夜校和业余学习等办法，对干部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1957～1960年，高等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前身）、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相继成立（1963年国防工业委员会撤销，其任务由国防工业办公室承担。1984年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与国防工业办公室合并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加强了高级干部训练、军事理论研究和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及生产。1956～1959年，空军、炮兵、装甲兵先后开始装备国产作战飞机、火炮、坦克，初步改变了重型武器装备依赖进口的局面。
军队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保卫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20世纪50年代末期，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开始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1958年5～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训练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1959年8～9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军队建设造成很大损失。
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任副主席，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6年1月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1960年9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有正确、积极的方面，但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把反“右倾”作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使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发生了偏差。
1960～1965年，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继续取得进展。在毛泽东等倡导下，全军开展群众性的向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等模范人物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集体学习的活动，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1962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为副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导弹、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近程、中程地地导弹于1960年和1964年先后发射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爆炸成功。中央军委于1961年和1963年颁发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和《步兵战斗条令》。1964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并开展大比武活动，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但林彪以所谓“突出政治”为由，把这场练兵运动压了下去，使部队训练遭到严重破坏。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
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维护国家统一和保卫边防、海防、领空的作战。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在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下，至1961年底基本平息了叛乱。1959年10月7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使用导弹击落国民党军RB-57D高空侦察机1架，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的先例。1962年9月，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江西省南昌上空首次击落台湾国民党军U-2高空侦察机，至1967年共击落5架。1962年10～11月，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对入侵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取得歼灭印军2个旅和3个旅大部的胜利。1962年10～12月，驻广东省边防部队在公安部队、民兵配合下，全歼窜扰沿海地区的国民党9股特务武装。1965年8月，海军击沉窜入广东、福建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国民党军猎潜舰2艘。另外，1965年6月～1973年8月，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人民解放军奉命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32万余人，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为越南人民赢得独立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1978年，应邀向老挝派出工程、地面警卫、防空、后勤等部队11万余人，支援了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在1966年以后的10年中，“文化大革命”的“左” 倾严重错误，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军队建设受到重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在当时全国混乱的情况下，虽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不少消极后果。由于坚持正确路线、政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力排干扰，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军队建设继续发展，以及广大指战员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行径的抵制和斗争，军队工作仍然取得新的成绩。1964～1968年，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共击落入侵中南、西南地区上空的美国军用飞机32架。1969年3月，驻黑龙江省边防部队打退了苏联军队对珍宝岛的入侵。1974年1月，海军南海舰队在陆军配合下，严惩了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在国防科技战线上，1966年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66年组建第二炮兵，使人民解放军具有执行积极防御战略任务的核打击力量。同年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破产后，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1973年12月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并于1975年1月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5年6～7月，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为消除林彪等人对军队建设造成的严重恶果，会议集中讨论精简整编问题，并决定整顿一些领导班子“软、懒、散”状况和部队中存在的“肿、散、骄、奢、堕”问题，还提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但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这次会议决定的整顿措施未能完全贯彻落实。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解放军进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新的历史时期。
进行精简整编，重新确立人民解放军总方针、总任务
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任常务副主席。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任命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副主席。1981年9月，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向全军发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号召，重新确立了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1978～1985年，全军各级领导班子进行几次大的调整，逐步实现了年轻化。1978年开始，进行几次大的精简整编，以减少部队数量，提高部队质量。1982年，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撤销基建工程兵，撤销省军区的地方部队，部分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
1979年2～3月，人民解放军驻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对在中越边境进行武装挑衅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以后继续对入侵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和边境防御作战，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后，全军认真进行了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1981年起，全军广泛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活动，促进了部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3年起，全军开展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的工作，以及军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1984年，全军普遍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对于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影响，加强部队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人民解放军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开展了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以干部训练为重点的、以合同战术为中心内容的军事训练。1981年9月，北京军区和空军部队在华北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1983年8～9月，第二炮兵在西北地区举行核反击战役演习。1986年5月，海军北海舰队组织多舰种、多兵种的联合编队，远航西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海上合同作战训练。
人民解放军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能力有了新的提高。1980～1982年，先后成功地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用1枚火箭发射3颗人造卫星和用常规动力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第二炮兵已拥有一批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核武器，成为一支具有相当核反击能力的战略导弹部队。
从1983年起，人民解放军有计划地以现役军人为骨干、以预备役军官和士兵为基础，组建陆、海、空军预备役部队，并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这是寓兵于民，战时实施快速动员的重要组织形式。
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全面提高战斗力
1985年5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人。会议提出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把军队工作从立足于应付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会议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是：坚持我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发展现代化的因素；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把重点放在发展武器装备和提高人的素质上，实行科学编组，使人和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作用；既要使军队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又要使军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要力量。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会议精神，陆军军整编为集团军，兵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1个大军区调整合并为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和成都7个大军区。人民解放军经过改革和整编，向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作战能力很强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1986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和作出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新时期军队的任务和面临的情况，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进行了阐述和规定。1987年11月，赵紫阳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任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1988年，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军衔制，并在部分干部中实行文职制度。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人民解放军部分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同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一起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迅速平息了政治风波，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强军队质量建设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为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副主席。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仍任副主席，并任命刘华清为副主席。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张万年、迟浩田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99年，胡锦涛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0月，被增补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央军委向人民解放军提出在高技术条件下“打得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变质”的历史任务，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五句话”总要求。1993年，确立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1995年，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1997年，提出军队建设跨世纪“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决定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万。1998年4月，组建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各大军区和各军种、兵种装备部，形成自上而下的武器装备管理体系。世纪之交，提出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这一时期的军队建设中，强化“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实行质量建军，科技强军，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铸造克敌制胜的“杀手锏”。调整部队体制编制，组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努力达到“精兵、合成、高效”的目标。开展科技练兵活动，增强军队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加强院校建设，健全和完善指挥军官和专业技术军官的培训体制。依法从严治军，建设中国特色的军事法规体系。逐步实行联勤体制和推进后勤保障社会化。
1990年，中国开始派遣军事人员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4月，赴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中东）的5名军事观察员到任。1992年4月、1993年2月，先后派出第一支、第二支军事工程大队各400名官兵赴柬埔寨执行维持和平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维持和平行动过程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威武之师、和平之师的光辉形象。
1993年1月，为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后的长期繁荣、稳定，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广州军区组建驻香港、澳门部队。驻香港、澳门的部队由陆海空三军组成。1997年7月1日零时，驻香港部队正式进驻香港，开始履行防务职责。1999年12月19日零时，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进驻澳门，于12月20日开始履行防务职责。
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努力完成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进入21世纪，人民解放军加快推进军事变革。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民解放军建设规定了新的任务：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指导思想。会议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曹刚川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新的实践中，形成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国防和军队建设跨世纪发展的指南。2004年9月16～19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胡锦涛任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增补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月增补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出，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十八届一中全会决定习近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范长龙、许其亮为副主席。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决定范长龙、许其亮为副主席。
2003年9月，中央军委进一步向全军明确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2004年以后，胡锦涛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第二炮兵的现代化建设又迈出了新的步伐。2004～2005年，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人民解放军继续进行精简整编，裁军20万人。领导指挥体制进一步趋向精干、灵活、高效，部队结构、编成趋向合理；武器装备研制、生产、采购、管理趋向集中、合理、通用；后勤保障逐步走上依托社会、联勤统购、综合保障的道路。
针对未来战争的特点和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和统一的艰巨任务，人民解放军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对军事训练内容、方法、手段进行改革，突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研究和训练，重点进行高技术条件下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机动作战、海上封锁作战、登陆作战、空中进攻作战、要地防空作战、高寒山地作战、电子战和后方防护等训练。重视对抗训练、多课题综合性训练和检验性演习，缩小了训练与实战的差距。2003年8月，北京军区举行现代化演习，邀请15个国家军队的27名军事观察员观摩，受到高度评价。
针对台湾当局不断发展的“台独”倾向，1995～2004年，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南海海域相继举行一系列军事演习，均获圆满成功。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显示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决心。
根据国际反恐斗争形势的需要，2001年6月15日，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5国元首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2年，中国军队开始有选择地逐步参与双边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以拓宽与有关国家安全合作的领域。8月，中国军队首次在新疆举行反恐怖训练研讨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军队参加反恐怖斗争的性质、任务、作战指导、力量使用以及基本的作战方法，提高部队反恐怖作战能力。2003年8月，中国陆军特种兵、航空兵等多兵种部队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举行“联合—2003”反恐演习，此后，中国军队又先后参加了“和平使命—2005”“协作—2006”“和平使命—2007”等多次军事演习。通过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与各成员国武装力量互相学习、借鉴，增强了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提高了共同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有效震慑了“三股势力”，维护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008年12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首次使用军事力量赴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是中国军队首次组织海上作战力量赴海外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也是中国海军首次在远海保护重要运输线安全。
支援国家建设和抢险救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人民解放军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不断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种抢险救灾工作。1952年，有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15个师参加农垦建设；中南军区派出10万余人承担荆江分洪工程主要建设任务。1958年，有10万官兵转业、复员，开赴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创办一批大型国营农场。1956～1969年，全军参加修建各种水利工程2.6万余项。1978～1984年，全军参加建设大中型重点工程8200余项。1966～1982年，基建工程兵承担重点建设项目182项，多为基础工业的骨干项目，完成建筑安装工程量价值达83亿元，竣工面积为1800万平方米。铁道兵到1984年集体转业为止，参加铁路建设52项，共建成铁路1.3万余千米，还参加了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年间，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不但保证了国防科研、生产的发展，而且积极为国家振兴经济、发展科技、繁荣市场作贡献，仅军用技术成果就有3万余项转为民用，新增民用产品总产值110亿元。此外，人民解放军每年都出动数万至数十万人参加各种抢险救灾活动。1976年7月，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解放军立即出动14万余人，汽车5000余辆，在余震频繁、酷暑炎热的情况下昼夜奋战，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帮助重建家园。1981年夏季，全国有18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些地区发生洪水灾害，各地驻军共出动50万余人和各种车辆1.5万辆、舟船650只、飞机822架次，支援抗洪救灾。1987年5～6月，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沈阳军区出动3.52万人和884辆汽车，空军出动飞机62架次，与烈火搏斗25个昼夜，终将大火扑灭。
1991年夏季，全国有19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尤其淮河流域和太湖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各地驻军共出动75万人和大批车辆、船艇、飞机，投入抗洪抢险。1998年夏，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30万余名官兵抗洪抢险，这是中国军队进行的规模最大、集结兵力最多的一次特殊军事行动，用生命和汗水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2004～2006年，陆军、海军、空军工程部队参加交通、水电、通信、能源基础设施重点工程430余项。全军和武警部队参加各种抢险救灾行动2800余次，转移疏散群众340万余人，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人民币。2008年，人民解放军和武器部队参加了南方抗雨雪冰冻灾害、四川等地抗震救灾和第29届北京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其中在四川等地抗震救灾中，出动兵员14.7万多人，民兵预备役人员7万多人，各种飞机1000多架次，开出军列100多列，动用大型运输车等各型装备10多万台（件），从废墟中挖掘出生还者6700多人，救治受伤人员30多万人，解救转移群众78万多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趋势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奋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