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行车有关的日子(孙婷)
作品欣赏
与自行车有关的日子
从出生到读高二，我一直住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小巷里只住着十来户，都是自己盖的二层楼房，1984年农转非，这十来户人才和南北两边的村民一起，成了居民。 农转非时，政府以安排工作作为征收土地的补偿，所以自我记事起，所熟识的大人们——包括我的父母——都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然而生活方式依旧充满乡土气。这种土气是我在和周围正儿八经的居民们的对比中获得的印象。离我家几十米远的马路对面是送变电小区、无线电一厂；巷子南头出去，是西安最有名的友谊路，跨过宽宽的友谊路，就是测绘局；巷子西边是文艺路，一条路上分布着电大及戏曲研究院等文艺单位；东边走不久就是雁塔路，煤研所、电视台家属院坐落其间。上学后，按照片区划分的学区，雁塔路小学和文艺路小学涵盖了小巷周围的绝大多数居民子女。小巷是学区的分界线——住在巷子西边的孩子归属文艺路小学，东边归属雁塔路小学。我们这十来户农转非的房子都盖在东边——西边是厂子和家属院——所以和煤研所、电视台的家属子女一样，入读雁塔路小学。
改革的东风吹到西北这座内陆城市时，差不多已是1985年前后了。这段时间我还是个小屁孩，没有上托儿所，接触的人都是户口本首页才写上“城镇居民户口”的农民，小时候的习惯，诸如只说此地话、穿棉裤棉袄、随地吐痰，我认为日常且正常，所以过得还算无忧无虑。
1987年以后，改革的大风终于刮进普通人的生活里。这一年，我胆怯地走进学校，开始了集体社交生活。
小学低年级无知无识，尚不留意我与其他同学——特别是住在家属院的同学——的差别。大概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我慢慢对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自惭形秽，并且开始刻意模仿那些家庭环境好的同学的一言一行。在实行计划生育最严苛的八十年代，我还有个比我小一岁半的妹妹的事实，让我足以在班里抬不起头。虽然我们班有一部分同学和我一样是农转非，家里有两个子女的比比皆是，但从我的观察看，这个事实似乎对他们没有造成深入骨髓的影响，更谈不上自卑。但我不行，为了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缘故，我异常敏感多心，每每和正经的居民朋友玩耍，心底总不时泛出“我不如她们”的自卑感。
九十年代初，胆子大的人都下了海，挣了钱，改善了家庭的物质条件。渐渐地，有的同学上学来带着多功能文具盒、日本漫画款橡皮、精致的尺子铅笔。我的父母依旧守着稳定的工作——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四张吃饭的嘴，不敢折腾——收入上慢慢与其他家庭拉开了长长的距离。记得大概是上六年级的那个冬天，我妈坚持让我穿一条双膝打了补丁的红白相间的裤子，我无法拒绝，但是此后好多天，我都不敢抬头和同学打招呼。
家庭经济的拮据让我本就因出身而自卑的心更加不堪重负。所以，当我看到邻居们的孩子都有了花花绿绿的儿童自行车时，我心里无比羡慕，无比向往，但就是不敢开口问父母要。
好在那时孩子的周末纯粹是周末，没有作业，没有兴趣班，就是玩。我一到周末就跟巷子里同龄的女孩子们玩耍，她们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在那条窄窄的巷子里，从北头骑到南头，我则跟在后面跑过来跑过去。我不好意思主动开口问她们能否借我骑一骑。好朋友骑了几圈后，累了，把车把交给我，让我去骑。我内心狂喜，然而脸上平静，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跨上自行车，脚下一蹬，飞奔出去，离开了原地休息的她。
一个周末，我爸的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做客，那个孩子我早都不记得是谁、长相如何，只记得那天他骑着一辆红色的儿童自行车，而且是不带辅助轮的自行车！我的邻居们还在骑带辅助轮的自行车呢！至于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大人们和那个孩子怎么交涉的，我完完全全不记得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脑海里唯一记得的，是那天我骑着这辆答应借我几天的不带辅助轮的红色自行车，满大街转圈骑，心情愉快得如同那天的天气一样，万里无云。
这天，这辆鲜红无比的自行车载着我，第一次骑上友谊路、文艺路，围着小巷，转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圈。
至于它在我身边留了几天，是如何还给那个孩子的，我也不记得了。
我不想记得。
我在自卑和敏感中度过日日夜夜，迎来青春期。
十六岁那年，我爸单位分房——1997年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爸是个淡泊的人，要不是我妈极力争取，找姨妈托关系，这最后一次福利房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家。我终于离开平房，住进了两室一厅的家属院。
新房在南关正街，离小巷子非常近，大范围来说，还属于友谊路－文艺路一带。我读的中学还是老房划分的学区内学校，所以上下学不算远，但因为读高中以后，早出晚归成了常态，每天不到七点出门，晚上七八点才下晚自习，而从南关正街到学校，只有一趟刚刚开通的中巴车，时间极不稳定，于是我爸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五六年级那会儿，正经学会了骑自行车，用的是我妈的24自行车和我爸的28大驴。因为人小车重，我学车时不敢像骑儿童自行车那样上大路，只是在小巷子里转转圈而已。及至我爸买给我的这辆粉色女士自行车，我才正式骑着车子，走出巷子。
车子早晚存放在家属院的车棚，到学校前和放学后，先把车抬进（抬出）老房——我家老房门前有个几米高的台阶——再去学校（或回家）。学校在操场后边让出一小片地，搭上简易棚子，专为学生存车之用，但为了省一个月几块钱的停车费，我还是把车放在了老房。
每天，我都是第一个从家属院车棚取自行车的人，四季于我不过是季节流转中确定时间的坐标系。管车棚的是个六十来岁的奶奶，带着几岁大的孙女，在车棚吃住，顺便帮家属院照管车棚，挣几个零用钱。奶奶认识我后，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半，先起来把车棚门虚开上，然后再进里屋继续睡觉。
那两年，车棚的奶奶总夸我“努力”。
记得高三那年冬天，一夜大雪，天地苍茫。我如往常一样，六点半准时推开车棚门，骑上自行车去学校。六点半的雪天，日未出，夜未尽，路上、树上、房上皆是银装素裹。黑与白的世界里，就我一个人，骑着一辆粉色的自行车，踽踽独行。
这世界，大得静谧，孤独，无边无际。
上大学后，我告别了粉红色自行车。大一那年谈恋爱，男友喜欢骑着山地车，载着我在校园里穿梭。我坐在车前杠梁上，轻轻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春风。幸福，往往是一瞬间的错觉。
大二那年春天，我在校园玉兰花开的树下，对考入同一所大学的高中朋友倾吐恋爱中的种种不快和烦恼，朋友听后，劝慰了几句，突然对我说，想不想出去走走？我载你去郊外转转。
他骑着自己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我坐在车后座上，一路向南。
经过政法大学，我们进去转了转，刚出校门，他的自行车因为太老太旧，经不起这么长途负重的跋涉，车胎瘪下去不说，零件也开始嘎吱叫唤。我俩只好推着自行车，一路走一路聊，直到走进一片正在修路的工地。穿过工地，我俩上到一处高坡上。甫一上去，满坡的绿草野花盛开如火，在春日的和风吹拂中，肆意烂漫地铺满整个高坡。
他把自行车漫不经心地扔到一旁，整个人躺倒在草地上，闭着眼睛，微微呼吸。我一向内向矜持，如影随形的自卑感迫使我每做一件事都要掂量掂量，是否在别人眼里这是“正确的”，所以像朋友那样，骑着破自行车，还能这么随性任意地躺在草地上，不惧草地上的虫咬蜂鸣，不惧远处修路工人投过来的眼光，我微微感到羞怯难堪。
我的想象中，这一幕春日踏青图，应该有个帅帅的男生，酷酷的自行车和一处空旷无人、遍地花开的山坡。
朋友见我傻傻地杵在草地里，一根电线杆子似的，一言不发，便起身硬拉我坐下来。之后我们聊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了，无非是些琐琐碎碎的青春迷茫和情感的答疑解惑。太阳近头顶时，我俩起身，推着自行车下坡，在一家小而破的餐馆吃了午饭后，在路边给车胎打满气，他又载着我，踉踉跄跄地骑回学校。
第二天，他打电话说，自行车昨天骑回去后，就散了架，不值得一修了。
毕业至今，我再没见到他。
生命是一场不断失去的旅程。这一路上，想要而不得的，远远多于得却非想要的。人生看似得到了许多，实则失去的更多。那些在我回忆里清晰可触的自行车，连废品收购站都见不到它们破碎的身影，而我的回忆也只能是回忆，再也回不到彼时那地，遇见彼时那人，拥有彼时同样的心情。
渐行渐远的生命旅途中，天地苍茫，只有我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踽踽独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