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姜建发)
作品欣赏
不合时宜
宋人笔记《梁溪漫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小故事:“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婢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
往事已越千年,只是我重读这段文字,仍然一下子觉得东坡居士的笑语欢颜似在眼前,而更重要的是,“不合时宜”四字,足以引起我联翩的遐想。
首先要细细道来的,自然是东坡居士本人。这位仙风道骨般的大文豪,在政治上虽无睥睨群雄的风采,却有着“虽万千人我往矣”的气魄。想当年,当拗相公王安石执政之时,东坡不惜对新法大肆抨击,结果是一贬多年,后来等到司马相公执政,一夕之间尽废新法,他又表示异议,这样做等于是把新旧两派势力全给得罪了,结果是再贬,直至大陆之外的天涯海角,差点儿就要老死于蛮荒之地了。这样的一个人,在当时人看来,不正是所谓“不合时宜”吗?但我相信,东坡不会对自己在政治上屡屡有过的“抬杠”之举感到后悔,于是“不合时宜”一语,看似他的自我解嘲,其实不失为一种特立独行精神的自我标榜。如若参考西哲所言,则庶几近乎“我思故我在”与“我更爱真理”。
其实在苏轼之前,早已有许多的“不合时宜”之人涌现,譬如高唱着“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他的“形容枯槁行吟泽畔”便是“不合时宜”的有力诠释;又如那“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陶潜,他的“归去来兮”是“不合时宜”的自我宣传;还有那“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谪仙李白,一生崇道任侠,向来不屑科考,里里外外都充溢着“不合时宜”的气质。这些人,不管看上去是不胜憔悴,还是心比天高,抑或优哉游哉,其实骨子里绝对是古道热肠,血管里的血液至死都是沸腾的。
苏轼之后,“不合时宜”的人似乎少了许多,原因总有一些,但重要的一个是,环境使然。蒙元时代还有个关汉卿,以读书人身份去做梨园领袖,并自称为“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然后等到晚明时期出现的的李贽,以及明清之交的金圣叹,他们有资格标榜自己“不合时宜”,而且他们的举止在外人眼中就是这样。但明清两代一向文网森严,尤其是满清帝王大肆推行文化奴役政策,谁想“不合时宜”,便只能是“不容于世”,于是,大多数聪明的读书人,如方苞、姚鼐、纪昀,只能是安心做稳了奴才,连称“臣”的资格没有了。是故宋代以后,不逢乱世(政局动荡、思想混乱),“不合时宜”便要绝迹。
晚清以降,是典型的乱世,“不合时宜”便有了兴起的市场,而且渐趋走俏,样式繁多,甚至,它一度成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另一种说法。这样,“不合时宜”的门槛变宽了,当得起此评价的人也多了,譬如鲁迅、陈寅恪、陈独秀、刘文典、梁漱溟、瞿秋白诸先生,可以享此尊号而无愧色。
此外,我还想到了有着“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之誉的沈从文。沈先生从僻远的湘西凤凰走出来,在广袤而芜杂的现代都市世界里,常常因自己的“不合时宜”而遭人非难。建国之前,沈从文就被当时两大文豪骂过。其一是在“京派与海派”的笔战中,他受到过鲁迅言辞委婉的教训;另一是1948年解放前夕,他遭遇过郭沫若严厉批评,几乎是被直斥为“反动作家”。客观地说,在三十年代那场论争中,沈从文显得有些轻佻,在四十年代末发出的关于停战的吁请,他悠闲地有几分天真。而由此可见,建国之前的沈从文,并不是一个“边城式”的远离流俗的人物,相反倒颇能折腾。那时的他真正算是年轻气盛,在曾有的乡下人式自卑的心态下,又激发出一股自傲的狠劲。
然而令我遗憾的是,面对两大文豪的批评,沈氏做了截然不同的反应:1949年年初他一度自杀,是受了郭文的刺激,此后,未见他对郭沫若有何不满,当然,这可能与环境有关;而对于鲁迅,他似乎是一辈子的记恨。鲁迅曾误会过他,但事出有因。另一方面,鲁迅骂过“京派”圈子里的许多人物,却始终没正式地骂过他,反倒公开承认他的小说是第一流的。而沈从文呢,他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教授写作,在学生面前这样评价周氏兄弟的作品:
“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异常天真。”
作者简介
姜建发,八零后,荆州人,现居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