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余青州書 蘇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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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余青州書是一首散文。這篇文章開頭以古代賢士令尹子文三去相位而不怒，襯托余靖功名得失不繫於心；中間部分刻畫世俗之人驕於富貴，屈於貧賤之態，恰與余靖輕富貴、安貧賤形成對比；之後又以公卿大夫與君子賢人相比較，破其世俗之見。
目錄
原文
蘇洵〔宋代〕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己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人小邪？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奪於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人，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遐遠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摺尺棰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
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為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
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為之名邪？豈天為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為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為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一為世之所棄，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為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已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為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
伏惟加察，幸甚！
譯文
我聽說楚國人很推崇令尹子文的行為，說他三次擔任令尹而並不感到高興，三次被罷去令尹而並不感到憤怒。他擔任令尹，楚國人因此而感到高興；罷去他的令尹，楚國人因此而感到憤怒。他自己不怒當令尹，但令尹卻自然落到了他身上。難道令尹子文就獨獨憎惡富貴？他知道令尹不可以強求，從而安然自得。因此，高興和憤怒郝不會裝進他的心中，但他人卻為令尹急得嗷嗷叫。呵，他難道還不能看出自己偉大而他人渺小嗎？被人無情地拋棄而不知道被拋棄的悲傷，隆重地被人起用而不知被起用的快樂；任憑他人怎樣拋棄我、怎樣起用我，而我之所以為我，這一點卻始終如一。
從前，明公最初通過自己奮鬥，從南海之濱崛起而成為天下有名的政治要人。在您事業最興盛的時候，您慷慨激昂，議論政治的得失，確定政事的可否；左邊安撫西夏，右邊安頓契丹；奉命出使千里之外，彈壓強悍不屈的胡虜；您辯論起來，就像大河決流而向東注入大海一樣，名聲飛揚在中原而震動戎狄的國家；可以說是達到了輝煌的頂點。等到半遼遭到廢黜，您卻又成了海濱的一名普通人。在這期間的十餘年中，明公對他人無所求，而他人對明公也無所求。後來，正好遇上南蠻橫衝直撞、反叛逞凶，萬里之內都是反賊，而卻沒人能夠拯救。於是，明公從百姓的行列中挺身而起，折根短棍便抽打敵人，不久南方就獲得了安寧。這難道是明公有所求而使出來的嗎？正遇上事變，因而立了大功，大功告成而官位也就有了。明公在這進進退退的事情上，也有着權為寬闊的迴旋餘地。
可悲呀！當今的凡人在富貴之間忙來忙去不知遒停止。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沉漫在安閒逸樂中，養成了高傲的習氣；環視四海，饑寒窮困的文士無不憂愁難過，沒有快樂。窮人連野萊也吃不飽、粗布衣裳也不保暖，習慣了被貧賤所折磨，仰望貴人的光輝，則被它弄得神魂顛倒、驚惶失措。這兩種人，都不能同他們談論輕視富貴而甘心貧賤。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知道貧富貴賤的真實滋味。只有天下那種既享受過富貴的榮華而又品嘗過貧賤恥辱的人，才能同他們談論這個問題。
如今，天下人之所以奔走於富賁的原因，我是知道的，但不敢告訴別人。富賁的極點終止在天子的宰相上，而天子的宰相到底是誰給它取的名稱呢？難道是上天給它取的名？它也只不過是人自己取的名稱罷了!天下的官位，最上層是三公到卿、大夫，最下層就是士。這四種人，郁是由人自己所擔任的，而且人自己也很看重它。天下人認為這四種人與普遁人完全不一樣、超凡出眾而不可接近，這不也太糊塗了嗎？為什麼也不返回到它的本源上去想一想呢？這四種名稱，最初不過是出自天下的人，不過是出自個人的意願、用來相互稱呼的罷了。這四種名稱，如果確實出自人的個人意願、用來相互稱呼的，那麼世上所謂的賢人和君子又與此有什麼不同呢？有才的人是賢人，而有德的人是君子。這兩種名稱，難道沒有份量嗎？然而，如今社會上能成為君子的人士，旦被社會所拋棄，便以為君子還不如一名小官員高賁了，更何況與三公相比呢？明公從前蟄居在南海，今天則為東方諸侯。兩相比較，君子在這中問難道會有什麼差別嗎？而明公難道還會因此自輕或自重嗎？蘇洵我以為明公既享受過富貴的榮華而又品嘗過貧賤的恥辱，其中的滋味是相當多的。因此，我盡情陳述到這個程度，而沒有繞彎子。
我是西蜀的一名普遁人，曾經有過在當今社會做出成就的志向，但由於按老一套辦事而得不到賞識，以至於衰老。然而，我曾經想見到的天下人士還有五六個人。這五六個人，我大都已經見到了，惟獨還沒有見到明公您。我經常對此感到遺憾。如今明公來朝見，而蘇洵我正好在這裡，因此不能不見。
希望明公能體諒我的心情。我感到十分榮幸。
創作背景
慶曆中，余靖曾在諫院供職，慶曆新政失敗後多年被貶，後因平定廣西儂智高叛亂有功，才再度升遷，仕途坎坷。余靖於嘉祐六年（1061年）五月青州任滿，改知廣州，進京述職，蘇洵在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前不在京師。從信末「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等語，可推知此書作於嘉祐五年二月至次年六月之間。
簡析
《上余青州書》是一首散文。這篇文章開頭以古代賢士令尹子文三去相位而不怒，襯托余靖功名得失不繫於心；中間部分刻畫世俗之人驕於富貴，屈於貧賤之態，恰與余靖輕富貴、安貧賤形成對比；之後又以公卿大夫與君子賢人相比較，破其世俗之見。文中善於運用襯托對比手法，突出余靖的高尚品格，行文氣勢宏放、一意貫底，有縱恣奇崛之氣。
賞析
文章一開始就以楚人令尹子文的品行提出自己的觀點：富貴不可以求得，應該安其所得。「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吾如一。」
接着，作者對余靖的宦途功德作了概括的介紹，為後面的議論作鋪墊。作者在敘述了余靖的功業之後，進一步對世俗中的「達者」和「窮者」對富貴、貧賤的態度進行論述，指出這兩種人不能輕富貴而安貧賤，是「不知富貴貧賤之正味」。天下之人都奔走於富貴之間，無論是富貴的最高者天子之相，還是三公卿大夫，以及士，」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他們的「名」都是人們出於私意而自相號呼的。在論述了上述觀點之後，作者又轉入歌頌余靖，讚美他伏於南海不自輕，成為名卿不自重的美德。
最後，作者談到了自己「嘗有志於當世」，但命運多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自己雖不算名士，但想拜見天下名士的想法已基本實現，只有餘靖還未見着。在蘇洵看來，天下名士只五六人。這篇散文與蘇洵的其它文章不同，蘇洵的其它文章大抵各為片段，一個片段說明一個問題，總起來說明他的觀點。而該文卻一氣呵成，洋洋灑灑，似江河滔滔不絕。
蘇洵
蘇洵（1009年－1066年），北宋文學家，字明允，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人。蘇洵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於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有《嘉祐集》傳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