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歌(张耒)
七夕歌(张耒) |
作品名称:七夕歌(张耒) 创作年代:北宋 文学体裁:诗 词 作者:张耒 |
七夕歌(张耒)是北宋文学家、诗人张耒的作品之一。
张耒(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生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殁于政和四年(1114年),享年六十一岁。
张耒,北宋文学家,擅长诗词,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全宋词》《全宋诗》中有他的多篇作品。早年游学于陈,学官苏辙重爱,从学于苏轼,苏轼说他的文章类似苏辙,汪洋澹泊。其诗学白居易、张籍,如:《田家》《海州道中》《输麦行》多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风格平易晓畅。[1]。
目录
正文
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 神宫召集役灵鹊,直渡天河云作桥。 桥东美人天帝子,机杼年年劳玉指。 织成云雾紫绡衣,辛苦无欢容不理。 帝怜独居无与娱,河西嫁得牵牛夫。 自从嫁后废织纴,绿鬓云鬟朝暮梳。 贪欢不归天帝怒,谪归却踏来时路。 但令一岁一相逢,七月七日河边渡。 别多会少知奈何,却忆从前恩爱多。 匆匆离恨说不尽,烛龙已驾随羲和。 河边灵官晓催发,令严不管轻离别。 空将泪作雨滂沱,泪痕有尽愁无歇。 寄言织女若休叹,天地无情会相见。 犹胜嫦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广寒殿。[2]
赏析
这首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写成的乐府歌行。南朝梁殷芸《小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七月令》引)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这则神话将牛郎织女的被罚阻隔天河,诿之于织女的嫁后贪欢,懒惰废织,带有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思想遗毒。这首诗虽取材于此,但作者却是讴歌他们的深挚爱情,同情他们被迫分离;结尾又以“夜夜孤眠”不嫁人的嫦娥与之作比,似在暗示天地间较牛郎织女更为不幸的大有人在,足以启发人们深思。
全诗可分四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点明时令和鹊桥。“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西方之神“蓐收”开始行司秋令,北斗七星的斗柄已指向西方了。金风飒飒,银汉迢迢,星移斗转,这是多么迷人的夜空。这时“神官召集役灵鹊,直渡天河云作桥”。神宫召集喜鹊,役使它们直渡天河,云集为桥,以渡织女与牛郎相会。这四句诗通过具有时令特征的景物和神话中的鹊桥显示七夕已到,为牛郎织女相会布置了环境,渲染了气氛。
“桥东”以下十二句为第二段,追溯牛郎织女唯七夕一相逢的原因。写了织女婚前、婚后和被谪归河东的全过程,内容与《小说》大致相同。但文辞流美,叙述宛转,富有情韵,远非《小说》可比。特别是增加了“绿鬓云鬟朝暮梳”一句,与充满着旷怨之情的“辛苦无欢容不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她“河西嫁得牵牛夫”,伉俪相得,极为如意的心情。她由“容不理”变为“朝暮梳”,是热爱男耕女织新生活的表现。诗人加上这一句,丰富了织女的形象,突出了她珍惜爱情、追求幸福的性格,使一个“得此良人”,心里甜丝丝、美滋滋的新嫁娘的身影跃然纸上,而那“贪欢”“废织纴”之说,已成了苍白无力的欲加之罪。
“别多”以下八句为第三段,写牛郎织女七夕乍会又离的悲痛。一年三百六十日,他们只有一个晚上能够相会,真是“别多会少”,但这是天帝的命令,无可奈何。如果是个忘情者,倒也罢了,却偏偏想起了从前夫唱妇随的无限恩爱,怎能不痛苦万分。他们匆匆相会,离愁别恨还未说完,可是“烛龙已驾随羲和”。神话传说中的烛龙(在北方无日处,目发巨光,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已随御日车之神羲和拉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一年一度的七夕就这样消逝了。守在河边监视他们的天官严厉执行天帝的命令,不管她们“相见时难别亦难”,天刚亮便无情地催促织女踏上“鹊桥归路”。她心痛似绞,喷涌的泪水,化作了滂沱大雨。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泪痕有尽愁无歇”,有尽的泪水又怎能冲洗掉无穷的离愁?这八句诗通过“恩爱多”与“别多会少”、“说不尽”与“烛龙已驾”、难割舍与灵官催发、泪有尽与“愁无歇”的矛盾,把织女内心的痛苦刻划得入木三分,真切感人。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是对织女的劝慰之辞。大意是说,织女你不要悲叹,天地固然无情,但你与牛郎一年一度总会相见一次,比起“夜夜孤眠广寒殿”的嫦娥来不知要好多少倍。天地之大,不仅只有嫦娥永久孤眠独宿,“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元稹《织夫词》);“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施肩吾《古别离》)。人间羡慕织女的怨女真不知凡几,望夫石之多,亦是见证。诗人将嫦娥作为孤凄女子的化身,通过她与织女的对比,深化了主题。
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不仅写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场面,还追叙了织女婚前婚后的有关情节,展示了她心情变化的三个过程:嫁前“辛苦无欢容不理”;嫁后“绿鬓云鬟朝暮梳”;谪归“泪痕有尽愁无歇”。由怨而欢而悲,机声、玉指、愁容、欢态、叹息、眼泪都写到了。诗篇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她,使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血肉丰满的少女形象活跃在读者面前。这是这首诗超过同题材的一般诗词的地方,无怪乎《侯鲭录》云:“此歌东坡称之”。
这首诗四句一组,一组一意,通俗流畅,平淡自然,是诗人“满口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贺方回乐府序》)的创作主张的体现。
作者生平
张耒原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后迁居楚州(今淮安市楚州区)。马端临《文献通考》作“谯郡人”,秦少游《书晋贤图后》记载:“独谯郡张文潜与余以为不然……”,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年),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年-1085年),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年)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年)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年),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年),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年)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今湖北天门)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年)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年)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年),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