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忘的机关工作经历(李泽田)
作品欣赏
一段难忘的机关工作经历
人的大脑有记忆功能，但不会凡事都毫无遗漏地记下来。遗忘也是一种本能，正因为有遗忘这一本能，才能让人有选择地记住某些重要的事情。这样，一个人一生经历千万种，总会留下某些难忘的段落，有精彩的，有烦恼的，有的愿意回忆起来讲给人听，有的虽然总也忘不掉，但不愿回忆，更不愿意讲给人听的。
我退休前教过语文，也做过学校行政干部，只在退休前短短两三年，有一段机关工作经历，其中有些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初到这一区级教育科研单位工作，环境陌生，工作和人员都不熟悉。早就听人说机关工作人事关系不好处，报到时不免战战兢兢、如临薄冰，抱着重新学习，老实做人，虚心求教的心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稳度过退休前这几年就好。
上班第一天，我发现所在单位不算大，只有十几位工作人员，除了正副主任两位之外，分别负责中学、小学、幼教几方面的教育科研工作。平日上班时，大家都是不言不语，低头看书书整理资料，各忙各的，互不干扰。只在休息时间才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互相交谈几句。我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没人搭理我，感觉寂寞枯燥、冷冰冰的。
据我侧面了解，机关里别看人不多，来源各有不同，尤其是几位女同志都有一定背景。我被分在中学组，和已有的两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研究员坐在一起，他两位原来也都是中学校长，都是正职，我原来是副职，更让我想一定要虚下心来多向两位请教，凡事以藏拙为宜，万不可强出头，有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说得好。另一方面，自己虽然是初来乍到，也不能总是缩头缩尾，毫无作为，那样会让人看不起，认为一定是靠关系走后门来混日子的，所以该出手时也得出手，这火候也得掌握好。
有一天，主任交给我一项具体任务，让我在共同的业务学习时间搜集资料向大家介绍有关心理测量方面的知识，这一方面的心理学知识专业性很强。我想，这也许是领导器重，给我一个在大家面前亮相的机会。但也可能是对我的考察，看我是否具备从事教育科研的基础。我自然非常认真地准备，多次去图书馆查资料，尽我所能准备好讲稿，迎接这一次重要的考验。到时候，整个单位十几位同志都聚精会神地听完我的介绍，然后大家讨论发言，有一位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知道科研问题不能随意乱说，只好承认这一点我还不知道；可是我当时虚心地向他求教时，他也回答不上来。而大部分同志都说听介绍以后有所收获。最后主任发言时说这是新的理论学习，有些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学习实践中去探讨，不可能随意猜测作答。事后，有人认为那人是故意为难我，俗话说就是“抻量”我够不够分量。没办法，只能激励我更努力学习钻研，提高专业本领，不然还真的会让人看不起。但总起来看，大家还是正面肯定的，让我感觉虽然是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但逐渐融入这个集体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时，中学组承担的科研任务是探讨“和谐教育”理论和实践。当时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是美国布鲁姆的目标分类学习理论和苏联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理论、阿莫纳什维利的合作教育理论。我加倍努力学习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但我以为这些国外理论都只能作为参考，主要还是依据我国教育发展和实践的国情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
当时组里有一位女同志负责一项列入天津市“七·五”重点科研规划的课题研究，题为“关于中学生思想品德评价的研究”，已经与区内六所中学共同开展了一年多的专题实验。她工作能力很强，已经总结写出中期初步研究报告，准备送到市里，参加教育学会年会评选，目标是期望获得一等奖。
但经市教科院普教所几位同志预审时，认为实验还不够成熟，报告阐述还不够完善，初审没有通过。科室主任非常重视，经过研究决定让我也参与该项课题研究，最后帮助重新撰写实验报告，还是要力争拿到一等奖。而那时距离秋季召开教育学会年会时间不过只有半年，可以说任务十分紧迫而又非常繁重。
领导交给的任务，初来乍到的我只能接受，绝不能推托。起初，我觉得身上压力很重，心里紧张，没有把握。接过已经写成的实验报告，还有一大摞六所中学一年来积累的实验数据资料，只感觉沉甸甸，惶恐不安。我当天带回家连夜仔细观看起来。第一遍觉得报告写得已经够完好的了，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然后想想市里提出的“不够成熟”“不够完善”的意见，再两遍三遍地看下来，才开始有些明白所指的“不够”可能在哪里。于是顺着这个思路，我提出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指导思想的理论阐述，进一步说明实验取得的经验，特别是需要加强各种实验数据的积累，再用教育统计学方法对数据从科学性和可行性作出分析，另外也从文字叙述上力求准确精当，也许对报告的完善程度能有所帮助。
推动进一步实验，注意积累搜集第一手最新经验资料。然后，我适时开始着手修改了实验报告，再次和原报告起草人商量，听取意见，经反复多次修改后，送呈主任审阅提出意见再作修改，又请来市教科院普教所领导同志们，在听取实验报告修改稿汇报后，他们认为比以前有了进步，又提出一些意见，认为再经进一步修改完善，就可以上报教育学会年会了。上报时，原起草报告老师把我名字也写成作者之一，而且是放在前面，我坚决不同意，我认为自己只是后来才参加修改撰写，对整个实验过程实验成果没做什么贡献，不应该掠人之美，贪功求荣。后来领导决定还是把我写上去了，虽然没有写在前面，但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了“执笔”的头衔。
果然，当年教育学会年会经专家评审获得通过，该实验报告被评为教育学会年会一等奖，并刊登在市教科院理论刊物《教育论丛》上。对此全单位大家都感到高兴，认为是一种荣誉。之后，大家对我说话多了，笑脸也多了，我感觉环境不再那么生疏，仿佛冰河解冻，春花初绽。所以我认为机关人事水再深，只要有党的领导，大家有共同的工作目标，经过自我努力，互相激励，相信会互相了解，建成团结协作共同进步的集体。
不过，不久我已到了退休年龄，开过大会宣布，开过欢送会之后，我离开了该研究单位，又开始了我新的的退休后返聘的生活，承担了编辑区级《和平教育》杂志的新任务。[1]
作者简介
李泽田，93岁，中学退休教师，天津杂文研究会员，爱好写作，曾经在《杂文报》《天津老干部》发表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