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支日記》
原文
前幾天會見小峰，談到自己要在半農所編的副刊上投點稿，那名目是《馬上日記》。小峰憮然曰，回憶歸在《舊事重提》中，目下的雜感就寫進這日記裡面去……。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你在《語絲》上做什麼呢?——但這也許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時可暗暗地想：生長在敢於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麼也會這樣拘泥?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麼?因為《語絲》上須投稿，而這暗想馬上就實行了，於是乎作支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變方針： 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裡的蠅群卻着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它們先追逐着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它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着，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卻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麼「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麼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翻翻廢紙，又看見幾條《茶香室叢鈔》式的東西。已經團入字紙簍里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於《水滸傳》的，移錄在這裡罷——
宋洪邁《夷堅甲志》十四云： 「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為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雲，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岩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輿四虎以歸，分烹之。」案《水滸傳》敘李逵沂嶺殺四虎事，情狀極相類，疑即本此等傳說作之。《夷堅甲志》成於乾道初(1165)，此條題雲《舒民殺四虎》。
宋莊季裕《雞肋編》中雲，「浙人以鴨兒為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始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為諱者，蓋為是耳，不在於無氣也。」案《水滸傳》敘鄆哥向武大索麥稃，「武大道：『我屋裡又不養鵝鴨，那裡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怎地棧得肥䐛䐛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里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必多雄始孕，蓋宋時浙中俗說，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滸傳》確為舊本，其著者則浙人;雖莊季裕，亦僅知鴨羹無氣而已。《雞肋編》有紹興三年(1133)序，去今已將八百年。
元陳泰《所安遺集》《江南曲序》云：「余童艸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峰，��嵲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絕湖為池，闊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傳以為宋妻所植。宋之為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去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復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荊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 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敘遊歷，且以慰宋妻種荷之意雲。(原註： 曲因��損無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濼中，且植芰荷，僅見於此;而謂江勇悍狂俠，亦與今所傳性格絕殊，知《水滸》故事，宋元來異說多矣。泰字志同，號所安，茶陵人，延祐甲寅(1314)，以《天馬賦》中省試第十二名，會試賜乙卯科張起岩榜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龍南令，卒官。至曾孫朴，始集其遺文為一卷。成化丁未，來孫銓等又並補遺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補遺中，而失其詩。近《涵芬樓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寫本，則並序失之矣。「舟遙見一峰」及「昔宋江事處」二句，當有脫誤，未見別本，無以正之。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真偽莫辨。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於不談。只記得一件：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的席上發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為 「蚩」「赤」 同音，所以蚩尤即 「赤尤」，「赤尤」 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 說畢，合座為之 「歡然」 雲。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但躊躇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只好曬死罷了。即使亂澆，總勝於不澆;即使有害，總勝於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裡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才放了心。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呆坐着，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歡然」。人倘能夠「超然象外」，看看報章，倒也是一種清福。我對於報章，向來就不是博覽家，然而這半年來，已經很遇見了些銘心絕品。遠之，則如段祺瑞執政的《二感篇》，張之江督辦的《整頓學風電》，陳源教授的《閒話》;近之，則如丁文江督辦(?)的自稱「書呆子」演說，胡適之博士的英國庚款答問，牛榮聲先生的「開倒車」論 (見《現代評論》七十八期)，孫傳芳督軍的與劉海粟先生論美術書。但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來，卻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今年春天，張之江督辦明明有電報來贊成槍斃赤化嫌疑的學生，而弄到底自己還是逃不出赤化。這很使我莫明其妙;現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師，那疑團可就冰釋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領麼?所以三一八慘案，即等於以赤討赤，無論那一面，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只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着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即亞伯拉罕的考據。大意是日本稱油為 「阿蒲拉 (Abura)，油的顏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至於「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呢，我現在可記不真確了，總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卻，只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只是上卷。但這考據究竟還過於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
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閒看。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於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因為或種限制，只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並非小說和分一部為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才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於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確不免汗流浹背。只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於體面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ecs》，常常引為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於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 「體面」。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為戲台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齣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於報復，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着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 「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 「華人」，因為這也是關於 「華人」 的體面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着「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 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 「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干，這一齣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裡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於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黨」; 只是 「虛無主義者」或 「虛無思想者」卻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 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復歸那出於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信，托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閭邱辨囿》。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曆上將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面這一張是紅印的。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麼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我又想，明天可掛國旗呢?……於是，不想什麼，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裡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雇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我於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才明白了： 「長」，是確有價值的。《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並重自許，確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為止，似乎並沒有掛國旗，後半夜補掛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
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來。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 《閭邱辨囿》。
也還是因為那一本 《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因為那裡面講到中國的肴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肴饌。我於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只有《禮記》里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里的一張御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只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閭邱辨囿》中。現在這書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嘗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蔥蒜和雜合麵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只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中外人士以為可口，衛生，第一而第n的，當然不是這些;應該是闊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為他們這麼吃，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
安岡氏的論中國菜，所引據的是威廉士的《中國》(《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樂而淫風熾盛》這一篇中。其中有這麼一段——
「這好色的國民，便在尋求食物的原料時，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慾底效能為目的。從國外輸入的特殊產物的最多數，就是認為含有這種效能的東西。……在大宴會中，許多菜單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為含有或種特殊的強壯劑底性質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對於外國人的指摘本國的缺失，是不很發生反感的，但看到這裡卻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國菜誠然大抵濃厚，然而並非國民的常食;中國的闊人誠然很多淫昏，但還不至於將肴饌和壯陽藥併合。「紂雖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
安岡氏又自己說——
「筍和支那人的關係，也與蝦正相同。彼國人的嗜筍，可謂在日本人以上。雖然是可笑的話，也許是因為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
會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寶貴的，所以曾有「會稽竹箭」的話。然而寶貴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於戰鬥，並非因為它「挺然翹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筍;因為多，那價錢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鄉，就吃了十多年筍，現在回想，自省，無論如何，總是絲毫也尋不出吃筍時，愛它「挺然翹然」的思想的影子來。因為姿勢而想像它的效能的東西是有一種的，就是肉蓯蓉，然而那是藥，不是菜。總之，筍雖然常見於南邊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頭的電干和屋裡的柱子一般，雖「挺然翹然」，和色慾的大小大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然而洗刷了這一點，並不足證明中國人是正經的國民。要得結論，還很費周折罷。可是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岡氏又說，「去今十餘年前，有……稱為《留東外史》這一種不知作者的小說，似乎是記事實，大概是以惡意地描寫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為目的的。然而通讀全篇，較之攻擊日本人，倒是不識不知地將支那留學生的不品行，特地費了力招供出來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這是真的，要證明中國人的不正經，倒在自以為正經地禁止男女同學，禁止模特兒這些事件上。
我沒有恭逢過奉陪「大宴會」的光榮，只是經歷了幾回中宴會，吃些燕窩魚翅。現在回想，宴中宴後，倒也並不特別發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覺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着一盤活活的醉蝦。據安岡氏說，蝦也是與性慾有關係的;不但從他，我在中國也聽到過這類話。然而我所以為奇怪的，是在這兩極端的錯雜，宛如文明爛熟的社會裡，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而這蠻風，又並非將由蠻野進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蠻野，假如比前者為白紙，將由此開始寫字，則後者便是塗滿了字的黑紙罷。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奸淫擄掠，做着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
我以為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吃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着鮮血的肉類……。
正午，照例要吃午飯了，討論中止。菜是：乾菜，已不「挺然翹然」的筍乾，粉絲，醃菜。對於紹興，陳源教授所憎惡的是「師爺」和「刀筆吏的筆尖」，我所憎惡的是飯菜。《嘉泰會稽志》已在石印了，但還未出版，我將來很想查一查，究竟紹興遇着過多少回大饑饉，竟這樣地嚇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專喜歡儲藏乾物品。有菜，就曬乾;有魚，也曬乾;有豆;又曬乾;有筍，又曬得它不像樣;菱角是以富於水分，肉嫩而脆為特色的，也還要將它風乾……。聽說探險北極的人，因為只吃罐頭食物，得不到新東西，常常要生壞血病;倘若紹興人肯帶了乾菜之類去探險，恐怕可以走得更遠一點罷。
晚，得喬峰信並叢蕪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裡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 (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為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布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畢，寄給小峰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着，仿佛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卻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個行人唱着戲文走過去，餘音裊裊，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里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於古小說的判決卻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只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着小說，甚至於還靠着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岳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着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綹長須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着繡金的緞甲，脊樑上還插着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制的關於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卻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檯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卻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 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於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 「介乎兩可之間」 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托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才決計在暑假中將它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裡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為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的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仇。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於是只得說： 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卻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沉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裡，點了燈，躺在床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 《馬上支日記》。
院子裡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讜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煙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賞析
本文是1926年6月魯迅為滿足《語絲》編輯李小峰的約稿要求，寫下來的日記。因魯迅先前已應劉半農之約在他所編的《世界日報·副刊》上發表了《馬上日記》，為區別起見，在「馬上」後面加一「支」字，故名 《馬上支日記》。
全文實則是由七則日記構成的一篇雜文。作者運用日記這種特殊的形式，記錄了當時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這當中有1924年到陝西講學途中的所見，有和朋友、傭人談話的記錄，有書籍報章讀後的感想，有對歷史事實的沉思，也有對現實生活的剖析。它真實廣泛地再現了當時社會的現實。而文章特別突出的是抨擊和嘲笑了當時社會中種種落後、黑暗的社會現象。
1926年是北洋軍閥政府統治最黑暗的時期。統治者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阻止革命的進行，大力提倡尊孔讀經，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掀起了討赤運動。他們一方面以孔孟之道毒害、麻痹人民;另一方面鎮壓青年學生、通緝進步人士，並以「宣傳赤化」的罪名，封閉《京報》，逮捕並殺害 《京報》經理兼總編輯邵飄萍。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經」，「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奸淫擄掠，做着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他們稱一切反對他們黑暗專制統治的人都為「赤化」，甚至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也在赤化之列，把他們對國民軍的進攻稱為「討赤」。為了給所謂 「討赤」運動尋找理論根據，使「討赤」合法化，他們對「討赤」妄加考證。吳佩孚1926年6月在一次宴會上信口雌黃，發表謬論，認為「赤化之源，為黃帝時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對此，魯迅在文章中進行了有力的諷刺，說「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魯迅還對當時報章上發表的某些作品。如北洋政府執政段祺瑞的 《二感篇》、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的《整頓學風電》、學者陳源的《閒話》、督辦 (實為松滬商埠總辦)丁文江的自稱「書呆子」演說，博士胡適之的英國庚款答問、牛聲榮的「開倒車」論、督軍孫傳芳與劉海粟的論美術書等等中的奇談怪論進行了有力的嘲諷。文章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北洋軍閥統治的腐敗。
國民性的改造是魯迅長期關心的問題。魯迅認為改革社會「首在立人」，「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為完成「立人」的任務，他一方面致力於召喚人的自主意識的覺醒與解放，另一方面又扎紮實實地進行國民性的改造工作。他在許多作品中都對國民性的弱點進行了暴露，以引起人們療救的注意。魯迅在這篇文章中通過評論安岡秀夫的 《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對國民性弱點的一個重要方面——瞞和騙進行了剖析批評。魯迅通過長期的觀察研究，發現中國人不敢正視現實，往往用瞞和騙製造出奇妙的逃路。他們自欺欺人，注重面子，善於做戲。所以，面對安岡秀夫書中所引的有關史密斯說中國人「太重體面」的指摘，魯迅說「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魯迅認為中國人為了保持「體面」，不得不瞞和騙，而瞞和騙的最好辦法就是做戲。由於「萬事既然是戲」，那麼，「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這樣就抹殺了一切是非客觀標準，人們便能玩世不恭地獲得自我安慰、心平氣和地苟活下去，趨於麻木狀態。這種善於做戲的人，往往「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魯迅稱他們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一切從維護面子和私慾出發。魯迅認為民國初年的改郵政局為郵務局、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痛哭流涕地主張保存國粹、振興道德、維持公理、整頓學風以及段祺瑞的馬廠誓師再造共和，就是做戲的突出表現。文章通過剖析，揭示了做戲的嚴重危害，從客觀上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
夾敘夾議是文章使用的突出手法。作者在文章中一邊敘述一邊議論，在敘述過程中不時插入議論。敘述，着重於對客觀事物的反映，讓人感知;議論，或則對所敘的客觀事物發表自己的看法、進行評價，點明意義，或則產生相應的感想、聯想，揭露現實。如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記，文章先敘述了早晨被小蠅子弄醒的經過和前年夏天路過S州時看見客店裡的蠅群使人驚心動魄而小孩仍然能酣然入睡的的情形，接着發表議論，「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表現出了對當時中國現實的不滿。又如七月二日的日記，敘述了安岡秀夫的著作的主要內容後，聯繫中國國民性發表議論，揭示了 「體面」的表現、實質和危害。再如七月四日的日記，在敘述了安岡秀夫認為中國人好色，在尋求食物的原料時，也大概以所想象的性慾的效能為目的的一段文字後，作者通過議論批駁了安岡秀夫的錯誤觀點。指出研究中國的外國人之所以有這種看法，那是他們比「支那人」更有性的敏感的結果。文章還進一步從另一個角度生髮開去發表議論，揭露了當時的統治者一方面尊孔崇儒，自以為正經，另一方面卻在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由於魯迅在文章中選擇了那些最能反映生活本質和社會面貌的事件進行敘述，然後畫龍點睛地進行議論，發出感想、聯想，使文章意蘊開闊、題旨升華，收到了敘事見理、議論含情的效果，大大增強了感染力。[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