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感錄三十五》
原文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清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 一是愛國志士，一是出洋遊歷的大官。他們在這題目的背後，各各藏着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
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那一流人，這話的背後藏着什麼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賞析
在新文化運動中，覺醒較早的知識分子高舉「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兩面大旗，立下了偉大的功勞。但當時一些頑固守舊、妄圖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封建復古主義者——「國粹派」，卻拚命對抗新文化運動，把業已腐朽的舊文化說成是了不起的精神文明，美其名曰 「國粹」，高呼「人心不古，國粹將亡」，叫嚷拋棄「國粹」就要亡國，因而說什麼不可 「盡廢古書」，更不可 「覆孔孟，鏟倫常」，還攻擊白話文「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哂」，並擺出一副貴族老爺的架勢，認為如果用白話作文章，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和「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總之，他們不僅將「國將不國」的責任推在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身上，甚至還妄圖借用封建軍閥以武力來鎮壓新文化運動。這就充分表明了這實質上是一場絕對不能調和的政治鬥爭。
魯迅看穿了 「國粹家」們的反動本質，在 「五四」前後所寫的許多雜文中都把「國粹派」作為一個主要的抨擊對象。魯迅把他們鼓吹的「國粹」比做癰疽和毒瘤，指出這樣的「粹」太多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便很難在當前強手如林的世界上 「生長」並 「掙得地位」，因此對這樣的所謂「粹」非但絕不能「繼承」和「保留」，而且必須堅決徹底剷除之。
《隨感錄三十五》就是魯迅這類雜感中很重要的一篇。
在本文中，魯迅以徹底決裂的勇猛姿態對封建文化加以抨擊，把封建文化置於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來審視。具體地說，魯迅是把「保存國粹」放在「現在成了民國了」的歷史背景上，提出了是「什麼意思」的問題。然後，他辨明了清末時期的兩種意思：「光復舊物」與「不要去剪辮子」。明確指出：「前者所謂的光復舊物」，是具有反清的積極意義的;而後者所謂的「不要去剪辮子」，則是要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兩者涇渭分明，目的全然不同。以後，魯迅又從解釋字意落筆，形象地將代表封建文化的「國粹」比作「瘤」和 「瘡」，並通過三個「倘說」，以無可辯駁的現實與歷史的教訓，逐一批駁了封建復古主義者要「保存國粹」的謬論。因為，封建思想內容的文化與中華民族、人民大眾的生存是完全對立的。要保存封建復古主義者所謂的「國粹」，就是開倒車，就不能保存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反之，要保存我們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就絕不能保存這班先生們所說的「國粹」，二者必居其一。但「保存我們」則是 「第一義」的大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如果「無保存我們的力量」，那就「不管他是否國粹」，都不能保存了。從根本上否定了 「國粹」 派的主張。
中心突出，論證有力，比喻生動，這些都應該是本篇在藝術表現上的鮮明特色。全文首尾呼應，前後一貫，緊緊圍繞「保存國粹」是「什麼意思」這個中心問題，對封建復古派作了雄辯有力的批駁，概括了當時思想文化戰線上反封建主義的鬥爭。在論說的過程中，則始終站在高處，抓住要害，從「國粹」與我們民族和人民大眾生存的關係問題出發，對封建文化給予了旗幟鮮明的徹底否定，特別是以「瘤」和「瘡」來比喻封建文化對人民大眾的危害性，更顯得生動、形象、貼切，既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又顯示出揭露諷刺的光芒，反過來又強化了作品的主題。[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