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三十五》
原文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 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赏析
在新文化运动中，觉醒较早的知识分子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两面大旗，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但当时一些顽固守旧、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封建复古主义者——“国粹派”，却拼命对抗新文化运动，把业已腐朽的旧文化说成是了不起的精神文明，美其名曰 “国粹”，高呼“人心不古，国粹将亡”，叫嚷抛弃“国粹”就要亡国，因而说什么不可 “尽废古书”，更不可 “覆孔孟，铲伦常”，还攻击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并摆出一副贵族老爷的架势，认为如果用白话作文章，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和“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总之，他们不仅将“国将不国”的责任推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身上，甚至还妄图借用封建军阀以武力来镇压新文化运动。这就充分表明了这实质上是一场绝对不能调和的政治斗争。
鲁迅看穿了 “国粹家”们的反动本质，在 “五四”前后所写的许多杂文中都把“国粹派”作为一个主要的抨击对象。鲁迅把他们鼓吹的“国粹”比做痈疽和毒瘤，指出这样的“粹”太多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便很难在当前强手如林的世界上 “生长”并 “挣得地位”，因此对这样的所谓“粹”非但绝不能“继承”和“保留”，而且必须坚决彻底铲除之。
《随感录三十五》就是鲁迅这类杂感中很重要的一篇。
在本文中，鲁迅以彻底决裂的勇猛姿态对封建文化加以抨击，把封建文化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审视。具体地说，鲁迅是把“保存国粹”放在“现在成了民国了”的历史背景上，提出了是“什么意思”的问题。然后，他辨明了清末时期的两种意思：“光复旧物”与“不要去剪辫子”。明确指出：“前者所谓的光复旧物”，是具有反清的积极意义的;而后者所谓的“不要去剪辫子”，则是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两者泾渭分明，目的全然不同。以后，鲁迅又从解释字意落笔，形象地将代表封建文化的“国粹”比作“瘤”和 “疮”，并通过三个“倘说”，以无可辩驳的现实与历史的教训，逐一批驳了封建复古主义者要“保存国粹”的谬论。因为，封建思想内容的文化与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的生存是完全对立的。要保存封建复古主义者所谓的“国粹”，就是开倒车，就不能保存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反之，要保存我们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就绝不能保存这班先生们所说的“国粹”，二者必居其一。但“保存我们”则是 “第一义”的大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如果“无保存我们的力量”，那就“不管他是否国粹”，都不能保存了。从根本上否定了 “国粹” 派的主张。
中心突出，论证有力，比喻生动，这些都应该是本篇在艺术表现上的鲜明特色。全文首尾呼应，前后一贯，紧紧围绕“保存国粹”是“什么意思”这个中心问题，对封建复古派作了雄辩有力的批驳，概括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在论说的过程中，则始终站在高处，抓住要害，从“国粹”与我们民族和人民大众生存的关系问题出发，对封建文化给予了旗帜鲜明的彻底否定，特别是以“瘤”和“疮”来比喻封建文化对人民大众的危害性，更显得生动、形象、贴切，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又显示出揭露讽刺的光芒，反过来又强化了作品的主题。[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