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林語堂》
《致林語堂》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語堂先生：
頃奉到來札並稿。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蓋打油亦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壓，令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而外，能有他乎?
不准人開一開口，則《論語》雖專談蟲二，恐亦難，蓋蟲二亦有談得討厭與否之別也。天王已無一枝筆，僅有手槍，則凡執筆人，自屬全是眼中之釘，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專復，並請
道安。
>迅 頓首六月廿夜
尊夫人前並此請安。
目錄
原文、注釋和賞析
【析】 險惡的現實政治環境的壓迫，除了憤慨和抗爭，還能有其它的什麼呢?魯迅執着於現實人生的戰鬥，歷來是以一種嚴肅的、認真的態度來進行這樣工作的。這樣的特點，在這封《致林語堂》的信中，是顯而易見的。
三十年代林語堂曾在上海主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雜態，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提倡「性靈」、「幽默」等。魯迅與林語堂曾有一段交往，故作為主編，林語堂此時也常常邀請魯迅為他主編的刊物撰稿。然而，交往歸交往，友情歸友情。在一些思想原則面前，魯迅與林語堂的差異、分岐是很明顯，特別是由於魯迅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之後，這種差異與分岐，也就更為明顯。面對險惡的政治環境，林語堂主張幽默，以其所謂紳士風度來坦然面對現實，而魯迅則不然。他以為現實的「重重迫壓，令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而外，能有他乎?」不是魯迅對「幽默」一無所知，缺乏研究，相反，則是在直面「慘澹的人生」現實之後，魯迅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中來提倡所謂「性靈」、「幽默」，實在是對現實的一種逃遁，一種消極處世的態度，而這也正是魯迅性格、思想和人生態度所不能相容的。在敵人「已無一枝筆，僅有手槍」的情況下，在敵人將所有的「執筆人，自屬全是眼中之釘」的情況下，難道能「幽默」嗎?儘管你一廂情願地「幽默」，「性靈」，可是「槍」對於「筆」，自然是不會留情的。
魯迅執着於現實人生的戰鬥，他歷來提倡文學首先是戰鬥的。文學的戰鬥性不是篇篇都充滿火藥味，而是文學創作總是要體現作者的一種對醜惡現實進行抗爭的進取的人生態度。當險惡的政治專制剝奪了他人的自由時，不應是迴避躲藏，而應該勇敢地站出來抗爭，只有這樣，才會有真正的 「幽默」，「性靈」，因為那將是一種抗爭搏擊之後的輕鬆，喜悅。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魯迅甚至認為中國一向少有 「幽默」，因為長達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早已使國人象壓在大石底的草一樣，一切的一切都被專制所壓抑，那會有「幽默」之「性靈」? 魯迅在信中指出： 「打油亦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認為在中國缺乏這樣的現實土壤，就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幽默」和真正的 「性靈」，即使有的話，那也只不過是面對殘酷的專制現實而故作輕鬆的逃循，躲避，其本質涵義是一種「瞞」和「騙」的國民劣根性的再現。所以，基於這樣的思想原則的分岐，魯迅是不能同意林語堂所提倡的「幽默」、「性靈」，因為他太不合符現實鬥爭的要求。[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