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月一日信收到。那一种刊物，原是我们自己出版的，名《文学生活》，原是每人各赠一本，但这回印出来，却或赠或不赠，店里自然没有买，我也没有得到。我看以后是不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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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汝珍兄：
二月一日信收到。那一种刊物，原是我们自己出版的，名《文学生活》，原是每人各赠一本，但这回印出来，却或赠或不赠，店里自然没有买，我也没有得到。我看以后是不印的了，因为有人以文字抗议那批评，倘续出，即非登此抗议不可，惟一的方法是再不出版——到处是用手段。
《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板。但这书我不想看，可不必寄来。今年我还想印杂文两本，都是去年做的，今年大约不能写的这么多了，就是极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删削，不痛快得很。又有暗箭，更是不痛快得很。
《城与年》的概略，是说明内容(书中事迹)的，拟用在木刻之前，使读者对于木刻插画更加了解。木刻画想在四五月间付印，在五月以前写好，就好了。
农兄如位置还在，为什么不回去教书呢?我想去年的事情，至今总算告一段落，此后大约不再会有什么问题的了(我虽然不明详情)。如果另找事情，即又换一新环境，又遇一批新的抢饭碗的人，不是更麻烦吗?碑帖单子已将留下的圈出，共十种，今将原单寄回。又霁兄也曾寄来拓片一次，留下一种，即《汉画象残石》四幅，价四元，这单子上没有。
这里的出版，一榻胡涂，有些“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简直是胡闹。去年年底，有一个朋友收集我的旧文字，在印出的集子里所遗漏或删去的，钞了一本，名《集外集》，送去审查，结果有十篇不准印。最奇怪的是其中几篇系十年前的通信，那时不但并无现在之“国民政府”，而且文字和政治也毫不相关。但有几首颇激烈的旧诗，他们却并不删去，
现在连译文也常被抽去或删削; 连插画也常被抽去; 连现在的希忒拉，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政府也骂不得，否则——删去。
从去年以来，所谓“第三种人”的，竟露出了本相，他们帮着它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责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
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此外古怪事情还多。现在我在选一部别人的小说，这是应一个书店之托，解决吃饭问题的，三月间可完工。至于绍介文学和美术，我仍照旧的做。
但短评，恐怕不见得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
我们大家都好的。
专此布复，即请
春安。
弟豫 上二月七日
赏析
30年代的旧中国，大夜弥天，黑云压城。1933年10月，国民党当局发布了查禁革命文艺书刊的密令。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又下令，查禁上海出版的书籍149种。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反映了这一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 朋友编印鲁迅的《集外集》送去审查，“结果有十篇不准印。”“连译文也常被抽去或删削;连插画也常被抽去;连现在的希忒拉，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政府也骂不得，否则——删去。”“就是极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删削。”文网如此森严，文坛如此黑暗，社会如此暴虐，令鲁迅愤怒至极!
来自敌人的文化“围剿”固然使鲁迅义愤填膺，而来自战友的暗箭则更使鲁迅 “不痛快得很”。
同一阵营的战友，却也会采用一些不太正当的方法对付自己人。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油印刊物《文学生活》半月刊，片面批评鲁迅等人，又不按原来惯例，寄给他们。批评了人，却不愿让被批评者知道，还设法控制别人的反批评。这种做法，真正令亲者痛、仇者快。特别是当“第三种人”露出真相，帮着其主人来压迫左翼作家时，同一阵营中“有几个人”，不是同仇敌忾，反而出来指责鲁迅“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1934年春天，同是左联成员的廖沫沙，误解鲁迅的杂文《倒提》宣扬买办意识，也不知署名“公汗”是鲁迅的笔名，在《大晚报》上以“林默”之名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予以片面攻击。事后廖沫沙明白了真相，却正调往苏区，自己悔恨莫及，也给鲁迅留下不快。还有鲁迅曾多次在信中提到的1934年秋，田汉署名绍伯发表《调和》一文，指责鲁迅 “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之事。对这种“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的“战法”，鲁迅“真是想不到”。
凡此种种，使鲁迅 “总觉有几个人倒和 ‘第三种人’ 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虽说鲁迅的这种感觉有过份之处，但却实实在在把左联阵营内部闹意气，搞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恶劣后果揭示了出来，就是： 帮敌人之忙，伤战友之心。
身处这样一种复杂环境，鲁迅深感悲哀和痛惜。他“决计避开一点”，除了继续编些书外，“短评，恐怕不见得做了”，虽然他也知道其重要性，但 “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 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这是鲁迅对同一阵营内自相争斗、削弱战斗力的现象发出的愤激之语。
即便如此，鲁迅也没将这些同志放到敌对阵营去。他一再用“我们中的几个人”表示他们的身份，显示出他在立场上划分的仔细。而对自己的战友、朋友，鲁迅是一贯以火热心肠相待的。信中提到台静农，不仅因其获释感到“甚可喜”，还设身处地地为他想到日后的生计。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体现了鲁迅对朋友那真诚、细致的爱。
普通的一封信，把对国民党当局剿杀革命文艺的愤怒和对左翼阵营内部不团结现象的憎恶，以及对台静农等朋友的深切关怀，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起着对比的作用，表现了鲁迅强烈、鲜明的爱和憎。[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