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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故乡明》(季羡林)

《月是故乡明》中国现代作家季羡林写的散文。

目录

作品欣赏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胜数。

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原来山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像的。

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地有。几个小苇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

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顾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地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

我只在故乡呆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呆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进三十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他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胜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嘛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

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1]

作者简介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曾在济南三合街小学、济南一中山东大学就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