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盛氏的祖宗積德很厚，他們的子孫就舉行了兩次「收復失地」的盛典：一次還是在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治下，一次就在當今國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時候，說盛宣懷是第一名的賣國賊，將他的家產沒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後，就發還了。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袁世凱是「物傷其類」，他自己也是賣國賊。不是年年都在紀念五七和五九麼?袁世凱簽訂過二十一條，賣國是有真憑實據的。
最近又在報上發見這麼一段消息，大致是說：「盛氏家產早已奉命歸還，如蘇州之留園，江陰無錫之典當等，正在辦理髮還手續。」這卻叫我吃了一驚。打聽起來，說是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初到滬寧的時候，又沒收了一次盛氏家產：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紳」，紳而至於「劣」，再加上賣國的舊罪，自然又該沒收了。可是為什麼又發還了呢?
第一，不應當疑心現在有賣國賊，因為並無真憑實據——現在的人早就誓不簽訂辱國條約，他們不比盛宣懷和袁世凱。第二，現在正在募航空捐，足見政府財政並不寬裕。那末，為什麼呢?
學理上研究的結果是——壓迫本來有兩種： 一種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種是無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還高利貸，交田租之類; 這種壓迫的「理」寫在布告上：「借債還錢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納稅乃千古不易之成規。」無理的，就是沒收盛宣懷的家產等等了;這種「壓迫」巨紳的手法，在當時也許有理，現在早已變成無理的了。
初初看見報上登載的《五一告工友書》上說： 「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我也是吃了一驚的。這不是提倡階級鬥爭麼?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了。這是說，無理的壓迫要反對，有理的不在此例。至於怎樣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說：「必須克苦耐勞，加緊生產……尤應共體時艱，力謀勞資間之真誠合作，消弭勞資間之一切糾紛。」還有說「中國工人沒有外國工人那麼苦」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沒有大驚小怪地叫起來，天下的事情總是有道理的，一切壓迫也是如此。何況對付盛宣懷等的理由雖然很少，而對付工人總不會沒有的。
五月六日。
目錄
原文、注釋和賞析
【析】此篇題作《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即從當年袁世凱的 「民國政府」 和當今蔣介石的 「國民政府」先後下令發還大官僚資本家盛宣懷家族財產，說到有理的壓迫。文章展開的邏輯是追溯國民政府發還盛氏家產的理由。文章的中心論點一如標題所示，是抨擊所謂 「有理的壓迫 (及無理的壓迫)」。
在否定了發還盛氏家產的其它理由後，只剩下一個理由，即壓迫巨紳是無理的。魯迅通過對「學理」研究和對國民黨操縱的上海市總工會的《五一告工友書》的透闢分析，尖銳地指出：在統治者看來，壓迫有兩種，一種是有理的，一種是無理的;地主、資本家對貧苦的農民、工人的壓迫是有理的，那理由便是「租田納稅乃千古不易之成規」、「中國工人沒有外國工人那麼苦」等等，而政府對於巨紳的壓迫，「當時也許有理，現在早已變成無理的了。」從而無情地揭露了這個「對付盛宣懷等的理由雖然很少，而對付工人(的理由)總不會沒有的」的國民政府，其服務於地主資產階級、壓迫下層農民工人的反動階級本質。
在展開對這個中心論點的論述之前，從邏輯上看，魯迅似乎否定了發還盛氏家產的兩種可能的理由，即：一、現在有賣國賊，二、政府財政寬裕，而着力抨擊當局製造的壓迫工農有理、壓迫豪紳(即便是土豪劣紳)無理的荒謬理論。但從行文語氣看，魯迅分明是將國民黨當局與袁世凱類比，包括「國民」政府與「民國」政府名目的類比，從他們對待盛宣懷的寬容態度上，指出其「物傷其類」的共同心態，強烈地暗示現在有賣國賊，所謂「不應當疑心現在有賣國賊，因為並無真憑實據」，其實都是反語。是的，袁世凱曾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國民黨卻宣稱誓不簽訂辱國條約，但國民黨當局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是奉行不抵抗政策，使祖國的大片河山淪於敵手嗎?簽不籤條約又有何區別呢?而且這決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誓言競也發自後來成為大漢奸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之口，又不幸讓魯迅言中了，真是歷史的莫大嘲諷!而文中指出，當局在發還盛氏家產的同時，「正在募航空捐」，就將國民黨政府為發還盛氏財產可能的辯護推到了兩難境地： 承認政府財政並不寬裕，就更不應該發還盛宣懷的巨額財產;如果承認政府財政尚稱寬裕，則募航空捐即純為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