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丑藝術》
《二丑藝術》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麼，「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卻比小丑壞。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目錄
原文及鑑賞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余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二丑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裡肯;小丑，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為他們只看見一面，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制定了的腳色。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
賞析
魯迅的雜文，常常拈出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於人們從不關注處，洞幽發微，別寓深意，在看似無關的想像與敷衍中，達到「引而不發」的犀利的批判效果。這篇《二丑藝術》就是這方面創作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文章從浙東戲班中的丑角「二花臉」這個小事談起。魯迅把「二花臉」說為「二丑」，先是說明了「二丑」與小丑的不同，身份比小丑高，性格卻比小丑壞。然後用主要的筆墨，進一步描繪了「二丑」的獨特本領：他與老生扮的「義僕」和小丑扮的「惡僕」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到這裡為止，魯迅所講的，看上去還是戲班的「二丑」腳色本身。到了下面，卻文筆一轉，進入對「二丑」的「最末一手」的分析，指出這是「二丑的特色」。為什麼呢?「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余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貴公子並非一夥。」這樣，就逼近魯迅為文的本意了，即以戲中「二丑」，隱喻諷刺當下文人——受豢養的「知識階級」扮演的權勢者「幫閒」的腳色。
文章漸入佳境之後，魯迅由此向更深處挖掘。他根據自己的體認，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二丑」腳色，並非二丑們自己編出來的，小丑們編的戲本也不會有。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制定了的腳色」。然後將這種腳色的創造，上升到一種普遍性的藝術類型，並分析了「二丑藝術」產生的必然性與現實的存在形態，直逼問題的核心：「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現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用出末一手來了。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這樣，文章題旨才全部呈現出來，對幫閒文人的辦雜誌，出期刊，怎樣用出「最末一手」來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的「二丑藝術」，進行了尖銳的諷刺，將戲台上的群眾創造與生活中的醜惡存在，戲劇中的「二花臉」腳色和現實里的「二丑藝術」，緊密連在一起，亦戲亦真，絲環相扣，由遠及近，步步緊逼，使讀者在接受中，不但醒悟與洞徹，而且獲得藝術上一種審美的感受。
魯迅說自己的雜文，「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偽自由書〉前記》)「不留面子」，是諷刺的鋒芒，「常取類型」，是為文的技巧。這篇雜文充分體現了魯迅的追求。他立意將現實中的一種文學現象，比喻為浙東戲中的「二花臉」腳色，由此聯想升華，演繹發微，從而提煉出一個「二丑藝術」的類型，這樣就使得自己的諷刺對象，不再是個別現象的偶然發現，而有了一種更大的社會批判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它不一定指某一個雜誌，或某一些人，而成為黑暗的統治者「幫閒」的一類雜誌，一類知識人的總體象徵，如病理學中的瘡疽的圖，乃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這種發現和提煉本身，顯示了魯迅的諷刺與幽默的才華，也給魯迅的這篇雜文帶來了意蘊很深的審美的品格。它的諷刺意義和藝術價值，因此也就超越了時間的限制，獲得了無盡的悠遠性。
將一個事物和另一種現象聯繫起來，進行一個題旨的論述，需要對於不同事物相似的本質之處的精心提煉，也需要論述者謀篇為文的精湛構思。魯迅深諳「八股文」寫作中章法的特點。這篇雜文里，他就充分用了「八股文」謀篇運作中「起承轉合」的方法。第一自然段是「起」，是「破題」，講民間戲班中「二丑」腳色的由來;第二自然段是「承」，講「二丑」本領的特殊性;第三自然段是「轉」，由「二丑」的特色轉到論幫閒的「知識階級」;到了第三、四、五自然段是「合」，用主要的篇幅，講了「二丑藝術」的「幫閒」本質和這個「類型」的由來。全篇文字凝練，結構謹嚴，層層剝筍，不露匠氣，氣勢一貫，天衣無縫，真可謂現代藝術性雜文中的一篇傳世性的精品和典範。[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