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三昧》
原文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 “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 “不通世故” 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
“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 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他是以我为狡猾的。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 “世”不谈，这是更 “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 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心知其意可也，唵!
十月 十三日。
注释和赏析
【析】 这是鲁迅在1933年10月13日写的一篇关于社会批评的杂文。文章载同年11月15日《申报月刊》 第三卷第十一号，后收入 《南腔北调集》。
世故，是指待人接物的处世经验。三昧，原是佛家语，它是佛家的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这篇杂文是借谈待人接物处世的诀要，批判不问是非曲直和圆滑的处世哲学，揭示造成这种世故的社会根源，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反动统治者治理下的黑暗社会的。
文章从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 引出要说的话题，接着摆出作者要论述的观点：“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 ‘不通世故’ 的缘故。”这个论点是鲁迅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的深刻体会，也可以说是他的经验之谈。1925年，鲁迅因为对高长虹利己自私的行为明确表示不支持，曾被高长虹诬为“世故老人”。正是因为鲁迅在处世待人的过程中主持正义、坚持原则而得罪了高长虹，所以得到了 “世故老人”的恶谥。为了充分说明这个观点，鲁迅在文章中进一步以自己经历的事实加以证明，同时对不问是非曲直、圆滑的处世哲学进行了讽刺批判。
1932年，鲁迅受人之托，为程鼎兴的亡妻金淑姿的遗信集写序。鲁迅与程鼎兴、金淑姿并不认识，“毫不相干”，可不料却有人说金淑姿是鲁迅的小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鲁迅为着斗争的需要，翻译介绍了苏联科学的文艺理论，于是有人在1931年2月6日于上海出版的 《金钢钻报》 上发表 《鲁迅参加左联的动机》一文，其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个卢布，在沪充当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而梁实秋在与鲁迅的论争中，也诬鲁迅拿了苏联卢布。鲁迅对这种诬蔑感到气愤，据此，他以假设性的语言从反面加以推论，要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会被指为反动分子”。“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赂;倘使那是女人，你就会被疑为他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以此对那些不问是非曲直、信口胡言的种种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诬蔑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局”，人们于是相传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出来嫖，谣言越传越厉害，人们越传越觉得有趣，甚至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也参与议论。鲁迅以事实揭穿了谎言，却遭到同事的白眼，甚至以后不和鲁迅谈天者两三月。鲁迅以幽默的口吻说，“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辩正谣言，“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自己倒楣”。
鲁迅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敢于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是非鲜明，勇于向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不妥协的斗争。但当时的社会却给了他不公平的待遇。鲁迅从自身的遭遇中，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精于世故，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使然。所以文章严正指出目前的现实中，“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是由于反动统治者的专制、社会的黑暗，人们不敢明言，因而“义愤的声音”是“很少听到的”;有的人甚至已经麻木不仁，“以为和自己不相关”，“ ‘世故’ 深到不自觉 ‘深于世故’”。这既反映出了鲁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愤怒，也揭示出了人们世故的社会根源。
本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反话正说。文章中，作者以假设性的语言，装出作古正经的面孔，讲出看似正确实则乖谬的道理，从而产生了深刻的讽刺效果。文章通过分析揭示的处世的精义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不开口”，不表态。它披着 “真理”的外衣，却包裹着错误的内涵。虽然文章所揭示的这个处世的精义是经作者分析论证，有根有据，看似言之成理的，但它实际上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鲁迅一生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敢于斗争，最厌恶“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不开口”，不表态的圆滑的处世态度。但文中的鲁迅 却以 “世故老人” 的口吻讲出为人处世的“精义”，将错误的东西推展出来，让人们在欣赏中深悟其谬，这正是本文写作上的高着。[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