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三昧》
原文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 「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諡者，卻還是因為 「不通世故」 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
「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於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係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係，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只是說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着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着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 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裡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為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麼，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睹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於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籲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於世故」，這才真是「深於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於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裡。他是以我為狡猾的。但是，我的話里，一面固然顯示着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着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鬥了。責人的「深於世故」而避開了 「世」不談，這是更 「深於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 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唵!
十月 十三日。
注釋和賞析
【析】 這是魯迅在1933年10月13日寫的一篇關於社會批評的雜文。文章載同年11月15日《申報月刊》 第三卷第十一號，後收入 《南腔北調集》。
世故，是指待人接物的處世經驗。三昧，原是佛家語，它是佛家的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訣要或精義。這篇雜文是借談待人接物處世的訣要，批判不問是非曲直和圓滑的處世哲學，揭示造成這種世故的社會根源，把鬥爭的鋒芒直指反動統治者治理下的黑暗社會的。
文章從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 引出要說的話題，接着擺出作者要論述的觀點：「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諡者，卻還是因為 『不通世故』 的緣故。」這個論點是魯迅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的深刻體會，也可以說是他的經驗之談。1925年，魯迅因為對高長虹利己自私的行為明確表示不支持，曾被高長虹誣為「世故老人」。正是因為魯迅在處世待人的過程中主持正義、堅持原則而得罪了高長虹，所以得到了 「世故老人」的惡諡。為了充分說明這個觀點，魯迅在文章中進一步以自己經歷的事實加以證明，同時對不問是非曲直、圓滑的處世哲學進行了諷刺批判。
1932年，魯迅受人之託，為程鼎興的亡妻金淑姿的遺信集寫序。魯迅與程鼎興、金淑姿並不認識，「毫不相干」，可不料卻有人說金淑姿是魯迅的小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魯迅為着鬥爭的需要，翻譯介紹了蘇聯科學的文藝理論，於是有人在1931年2月6日於上海出版的 《金鋼鑽報》 上發表 《魯迅參加左聯的動機》一文，其中說「共產黨最初以每月八十個盧布，在滬充當文藝宣傳費，造成所謂普羅文藝」。而梁實秋在與魯迅的論爭中，也誣魯迅拿了蘇聯盧布。魯迅對這種誣衊感到氣憤，據此，他以假設性的語言從反面加以推論，要青年人「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會被指為反動分子」。「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你就會被疑為他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以此對那些不問是非曲直、信口胡言的種種行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中，陳西瀅誣衊女師大學生可以「叫局」，人們於是相傳女師大學生可以叫出來嫖，謠言越傳越厲害，人們越傳越覺得有趣，甚至魯迅在教育部的同事也參與議論。魯迅以事實揭穿了謊言，卻遭到同事的白眼，甚至以後不和魯迅談天者兩三月。魯迅以幽默的口吻說，「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辯正謠言，「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自己倒楣」。
魯迅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敢於主持正義，堅持真理，是非鮮明，勇於向一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作不妥協的鬥爭。但當時的社會卻給了他不公平的待遇。魯迅從自身的遭遇中，認識到一般人之所以精於世故，是黑暗的社會現實使然。所以文章嚴正指出目前的現實中，「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是由於反動統治者的專制、社會的黑暗，人們不敢明言，因而「義憤的聲音」是「很少聽到的」;有的人甚至已經麻木不仁，「以為和自己不相關」，「 『世故』 深到不自覺 『深於世故』」。這既反映出了魯迅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憤怒，也揭示出了人們世故的社會根源。
本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反話正說。文章中，作者以假設性的語言，裝出作古正經的面孔，講出看似正確實則乖謬的道理，從而產生了深刻的諷刺效果。文章通過分析揭示的處世的精義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不開口」，不表態。它披着 「真理」的外衣，卻包裹着錯誤的內涵。雖然文章所揭示的這個處世的精義是經作者分析論證，有根有據，看似言之成理的，但它實際上並不符合作者的本意。魯迅一生堅持真理，主持正義，敢於鬥爭，最厭惡「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不開口」，不表態的圓滑的處世態度。但文中的魯迅 卻以 「世故老人」 的口吻講出為人處世的「精義」，將錯誤的東西推展出來，讓人們在欣賞中深悟其謬，這正是本文寫作上的高着。[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