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錯了人》異議》
原文
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殺錯了人》，覺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覺得有些還不免是憤激之談了，所以想提出幾句異議——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斗，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個筋斗，從「國民公僕」變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於是殺，殺，殺。北京城裡，連飯店客棧中，都滿布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着走出來;還有，《政府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廣告，說是先前為友人所拉，誤入該黨，現在自知迷謬，從此脫離，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
這事情，一轉眼竟已經是二十年，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那時還在吸奶，時光是多麼飛快呵。
但是，袁世凱自己要做皇帝，為什麼留下他真正對頭的舊皇帝呢?這無須多議論，只要看現在的軍閥混戰就知道。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只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 「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
臨末，對於「多殺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張，我也有一點異議，但因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為避免嫌疑起見，只將眼睛看着地面罷。
四月十日。
記得原稿在「客客氣氣的」之下，尚有「說不定在出洋的時候，還要大開歡送會」這類意思的句子，後被刪去了。
四月十二日記。
〔備考〕
殺錯了人
曹聚仁
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 日人在偽國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統一幣制」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為無法整理，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嘆息道： 「愚嘗與東北人士論幣制紊亂之害，咸以積重難返，諉為難辦;何以日人一剎那間，即畢乃事? 『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為國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 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麼都 「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於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涌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諉為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 「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 『流血』不可流錯了人。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 『亡國滅種』 的 『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
賞析
這是一篇辯論性的政論。魯迅通過與曹聚仁的觀點的辯論，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教導人們認清現實政治生活中的 「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的真面目。
文章一開頭，先簡要地交代了寫作緣由，然後針對曹聚仁的袁世凱「殺錯了人」的觀點，提出了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 觀點，並闡明了提出這一觀點的根據： 「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魯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見過張勳復辟」，他是以大量史實為依據作出袁世凱 「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的結論的。
在戊戌政變時，袁世凱曾答應譚嗣同保護光緒皇帝、誅殺慈禧太后的親信榮祿，並信誓旦旦地保證絕不出賣。可是，他馬上將改良派的計劃密告慈禧，譚嗣同等6人被他出賣而遭殺害。民國成立後，黃興致電給他：「若能贊成共和，必可舉(你)為總統。」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時致電給他：「暫時承乏，虛位以待。」袁世凱馬上致電南京政府：「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所公認」，並表示自己「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的決心。這個反革命者經過這一番假革命的表演，蒙蔽了革命黨人，登上了總統的寶座。
所以魯迅第二段中說：「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袁世凱在竊取中華民國總統職位時，自稱是 「國民一分子」，並說「總統向稱公僕」，但他一篡奪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就操起屠刀，殺害革命黨人，並蓄謀復辟。二次革命時，他自己剝去了 「國民公僕」的外衣，露出了殺人魔王的本相。因此，魯迅明確指出，袁世凱先前的自稱 「國民公僕」 是假，這一回 「不過又顯了本相」。
第三段揭露了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大殺革命黨人與人民群眾的罪行以及分化革命黨人的伎倆，並藉此影射了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罪行，痛斥了革命隊伍內部少數變節分子。
第四段從袁世凱稱帝時的保留清廢帝談到三十年代軍閥之間 「打得你死我活，好象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只要一個「下野」，「也就會客客氣氣的」。其中奧秘何在呢?魯迅說：「他們知道得很清楚」。這是因為，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豢養的走狗、地主資產階級的忠實代表，共同的階級利益，決定了他們相互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對於革命者，卻「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
水到渠成。文章第五段承接上面四段自然地得出如下結論：「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作者在第四段中已將矛頭指向三十年代的軍閥，顯而易見，這裡不僅僅指袁世凱，同時痛斥了蔣介石一夥。
魯迅在1927年談到自己的思想演變過程時就說過： 「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以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魯迅確立了階級論之後，否定了自己以進化論看待青年的偏頗觀點。因此，魯迅在本文最後一段對曹聚仁的「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這一缺乏階級分析的偏激觀點提出了異議。但因偏激之處十分明顯，所以魯迅未具體駁斥，只說：「為避免嫌疑起見，只將眼睛看着地面罷，」這裡既顯出幽默，又表達了魯迅的不同意見。
縝針密線，結構緊湊是本文的顯著特色。文章開頭針對曹聚仁的論點指出袁世凱大殺革命黨人 「是一點沒有殺錯的」，「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在二、三兩段揭露了袁世凱的反革命本質和兇殘行徑之後，緊接着又說：「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這一句起着承上啟下的作用。第四段在揭露三十年代軍閥對於革命者「也決不放過一個」之後，作者又一次說：「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沒有殺錯」一語的反覆出現，既使全文處處緊扣題目，又使文章結構上環環緊扣，前後照應，議論上層層推進、深化。
嚴謹的邏輯分析與生動形象的描寫相結合，是本文的又一特色。作為辯論性的政論，容易寫得枯燥乏味，但本文由於作者運用了漫畫化的勾勒、形象化的描寫的手法，因而收到了議論生動、形象的效果。文章第二段用「真是一個筋斗」，「又是一個筋斗」等漫畫化的語句，形象地勾勒了袁世凱的無恥嘴臉。第三段運用形象化的描寫的手法，生動地揭露了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捕殺革命黨人和分化革命力量的罪行。這些漫畫化的勾勒和形象化的描寫，使文章在由嚴謹的邏輯分析產生的巨大說服力之外，又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