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自由書》前記》
原文
這一本小書里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里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迴避創造社裡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裡，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里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里的第一篇《崇實》;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干」，有時也用 「干」 或 「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都是做着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於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麼關係。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里，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於上海寓廬，魯迅記。
注釋和賞析
【析】 《偽自由書》收入作者1933年1月至5月在 《申報· 自由談》上所發表的全部雜文作品。其時《申報· 自由談》由黎烈文擔任編輯，在他任編輯期間，曾革新內容，常刊發進步作家的雜文和時評，成為進步文學陣營的一個陣地。魯迅為《自由談》撰稿，既有源於郁達夫的請託而對黎烈文的支持，也是把《自由談》作為向社會加以抨擊的一方陣地。但名為 《自由談》，「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於是就有了書名《偽自由書》。是啊，在那樣的社會裡，哪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呢!
作為《偽自由書》的「前記」，魯迅很自然地談到自己與《自由談》發生關係的原委，從中也表現出了對友人郁達夫和黎烈文的友誼關係。其中談到郁達夫時，還信筆刺了一下創造社的人物，但並不絕對化。魯迅也注意到了對創造社成員後來的演變和發展，對創造社的成員也並不一概而論，如說郁達夫「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這就成了以後 「熟識了」進而結成友誼關係的緣由。從這裡，我們可以體會出魯迅先生為人的厚道和胸懷的廣闊。
但在《前記》中，更為重要的，更應引起人們注意的，卻是魯迅對於集子中雜文特點的說明與他的雜文創作手法的說明。魯迅說：「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這是就內容而言的;「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是限於當時形勢所迫而在寫作表現形式上體現出來的特點。在文網森森，檢查制度極為苛嚴的環境下，作者不可能「任意而談」，不得不把話說得「很晦澀」。但並不等於停止戰鬥，「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於是就在「不自由的」「《自由談》」「這麼自由地在這裡談着」，與前期雜文相比較，表達得更「隱晦」些，更靈活多樣，但戰士總是戰士，是忘不了戰鬥的。魯迅在1933年5月4日致黎烈文的信中說：「晚間曾寄寸函，夜裡又做一篇，原想嬉皮笑臉，而仍劍拔弩張，倘不洗心，殊難革面，真是嗚呼噫嘻，如何是好。換一筆名，圖掩人目，恐亦無補。」可作為上說之佐證。
談到魯迅的雜文的特點，魯迅的自述是理解這一問題的鑰匙。那就是這篇《前記》中所談到的：「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這其實就是雜文創作的典型化的手法。抓住社會生活中的某種或某些現象以之為標本來透視這些現象的本質，每類給其畫出一副準確的像來，這手法是十分高明的，同時也正是魯迅的深刻之處。對於對手，是有着極為強烈的刺戟的力量的。魯迅舉出「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來說明這種典型化的手法的巨大的社會諷刺力。確實，魯迅的雜文尤其是後期雜文，無論是針對某一具體的個人或則是針對某種社會現象，其意義都超越了針對一人一事的本身，而具有了更為普遍的意義。其原因，也正在於運用典型化手法，勾其魂靈而且賦以形體，使之成為「標本」，因此收到讀者一見即難忘的效果。如文中所指出的那種 「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 所採用的告密 「戰術」，從陳源到王平陵、周木齋等人都是如此。
對於當局的 「偽自由」以及嚴格的檢查制度，《前記》中也進行了揭露。如講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 『何家干』，有時也用 『干』 或 『丁萌』」 等，就是用曲筆對於當局的揭露。
這篇《前記》總的講寫得較為平易。作者的敘述較為平實，但卻在這平實的敘述中不時埋進了對國民黨當局的文化專制主義制度下的「偽自由」的冷嘲熱諷，而無論記人敘事，都抓住所敘人事的特徵，幾筆簡要的勾勒，即使人物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記敘郁達夫「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那種知友之間的無所顧忌，無須思索而應答的灑脫，其情其景，猶在目前。寫到當年的創造社，則說「我一向很迴避創造社裡的人物，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 『創造』臉」。「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 『創造』 似的。」這句話也是頗為傳神的。而揭露從陳源到王平陵、周木齋的 「告密」戰法，也是抓住了他們慣用手法的實質，向官府告密，借官府以除掉論敵，如《偽自由書 ·後記》中所指出的：「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對於別人的攻擊，想來也還用這一類的方法。」魯迅在寫作上這些特點的形成，也正源於他雜文創作的典型化手法的實踐。[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