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中的朦朧》
原文
舊曆和新曆的今年似乎於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別有着刺激力，接連的兩個新正一過，期刊便紛紛而出了。他們大抵將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將內容壓殺。連產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拚命的掙扎和突變來。作者呢，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有許多卻還是看熟的，雖然有時覺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為停筆了一年半載的緣故。他們先前在做什麼，為什麼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要而言之，就因為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卻只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大家都有些自覺的，所以總要向讀者聲明「將來」：不是「出國」，「進研究室」，便是「取得民眾」。功業不在目前，一旦回國，出室，得民之後，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遠識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機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禮」。一到將來，就要「悔之晚矣」 了。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於是在這裡留着一點朦朧。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並無瓜葛，走向大眾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裡也就留着一點朦朧。於是想要朦朧而終於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於不免朦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便在最革命的國度里，文藝方面也何嘗不帶些朦朧。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跟着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汙的說教人」了，而對於中國「目前的情狀」，卻只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着烏雲密布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復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了。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攫。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踏踏主義，什麼什麼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眾日日顯得着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何況「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雖然也可以向資產階級去，但也能夠向無產階級去的呢。
這類事情，中國還在萌芽，所以見得新奇，須做《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那樣的大題目，但在工業發達，貧富懸隔的國度里，卻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為看準了將來的天下，是勞動者的天下，跑過去了;或者因為倘幫強者，寧幫弱者，跑過去了;或者兩樣都有，錯綜地作用着，跑過去了。也可以說，或者因為恐怖，或者因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資產階級根性，拉「大眾」來作「給與」和「維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卻正留下一個不小的問題：
倘若難於 「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產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張無產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產者自己來寫; 無論出身是什麼階級，無論所處是什麼環境，只要「以無產階級的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的鬥爭的文學」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
我的階級已由成仿吾判定：「他們所矜持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他們是代表着有閒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裡的小資產階級。……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
我們的批判者才將創造社的功業寫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獲得大眾」的時候，便已夢想「十萬兩無煙火藥」，並且似乎要將我擠進 「資產階級」 去(因為「有閒就是有錢」雲)，我倒頗也覺得危險了。後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這才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於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閒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總之，最要緊是「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回可不能只是「獲得大眾」便算完事了。橫豎纏不清，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裡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 「趣味」。
那成仿吾的「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因為我記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冷靜」並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這位革命的批評家的記憶中樞似的，從此「閒暇」也有三個了。倘有四個，連《小說舊聞鈔》也不寫，或者只有兩個，見得比較地忙，也許可以不至於被「奧伏赫變」(「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創造派的譯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譯得這麼難寫，在第四階級，一定比照描一個原文難)罷，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個。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現自己」之罪，大約總該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創造派「為革命而文學」，所以仍舊要文學，文學是現在最緊要的一點，因為將「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一到「武器的藝術」的時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時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變成同意者，反對者變成徘徊者」 了。
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的問題：為什麼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
這也很像「有產者差來的蘇秦的遊說」。但當現在「無產者未曾從有產者意識解放以前」，這問題是總須起來的，不儘是資產階級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計。因為這極徹底而勇猛的主張，同時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這樣：
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只能「藝術的武器」。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裡去了。但革命的藝術家，也只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只能這樣。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為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為革命的藝術家。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倘那時鐵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個「閒暇」，能靜聽他們自敘的功勳，那也就成為一樣的戰士了。最後的勝利。然而文藝是還是批判不清的，因為社會有許多層，有先進國的史實在;要取目前的例，則《文化批判》已經拖住Upton Sinclair，《創造月刊》也背了Vigny在 「開步走」 了。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滯是「語絲派」之所為，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麵包吃，我便將於八時間工作之暇，坐在黑房裡，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為我喜歡。所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一般，居然「獲得大眾」;那麼，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里，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現在創造派的革命文學家和無產階級作家雖然不得已而玩着 「藝術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藝術」的非革命武學家也玩起這玩意兒來了，有幾種笑迷迷的期刊便是這。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手裡的「武器的藝術」了罷。那麼，這一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裡了呢? 只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將來。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注釋和賞析
【析】 1928年1月15日，馮乃超在後期創造社重要理論刊物《文化批判》創刊號上，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極力倡導無產階級文學，但同時又未能把握好階級分析的尺度，對「五四」以來的一些進步作家作了不恰當的批判，甚至把魯迅比成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的「老生」，錯誤地判斷為「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隨即，成仿吾、李初梨等和太陽社部分成員，也發表了類似意見。於是，2月23日，魯迅寫出了 《「醉眼」中的朦朧》一文，進行反駁。闡明他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怎樣建設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的看法與主張。由此，進步文藝界內展開了一場關於革命文學問題的論爭。
本文在寫作藝術上的突出特點之一，是嚴謹而又生動的邏輯結構。
這是一篇關於革命文學論爭的雜文。由於是側重於反駁的議論，因而，作者抓住對方在論點和論證方法上的錯誤與矛盾，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用嚴謹的邏輯推理和議論的強大力量，從理論上駁倒對方，以充分顯示自己意見的正確性和深刻性。但同時魯迅又不拘泥於傳統駁論文的固定結構，而在理論的框架中縱橫開拓，變化萬端，又表現出作者思想方法的周密性與文章邏輯結構的生動性。
本文起筆就分析新年過後「期刊便紛紛而出」的主要原因和背景，認為眾多刊物「大抵將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將內容壓殺」。而它們共通的內容都「有些朦朧」。朦朧也就是不清楚不明白。接着，作者從表象深入下去，一層進一層，在分析中指出這些撰文的年輕評論家的根本弱點，是對中國社會認識的朦朧;對中國社會鬥爭的營壘分野認識的朦朧;對無產階級文學的面貌、性質的理解也是朦朧的。
在反駁對方觀點的同時，作者闡明了自己的看法。一是「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表露了作為革命者襟懷坦白的可貴品質。二是要擺正與人民大眾的位置。他指出：倡導「革命文學」 的人不能只想從書本上得到革命意識去 「獲得大眾」、啟蒙大眾，而首先應當在大眾的鬥爭中得到鍛煉和考驗，在思想感情上融成一片。「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作者在文章結尾時，不僅再次表明贊成革命文學，而且還充滿希望地預言「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並由此對「中國的最近的將來」 作了暗示。
從整篇結構來看，思路清晰，邏輯嚴謹，層層深入，先破後立，無懈可擊。開頭自然而結尾有力，真有出神入化之妙。難怪文章發表後，就連創造社的人也佩服地承認道：「我以為我們應該相信這是堂魯迅趨向革命的披露，我們應該 『預致革命的敬禮』。」
在嚴密的邏輯思維中飽和着詩化的感情傳遞，是本文寫作藝術另一個突出的特點。
由於具有文學家的特質，使魯迅在雜文寫作中不僅僅只使用邏輯思維，並非板着臉孔發純議論，而往往將形象思維交織滲透到邏輯思維當中，以感情為內在的邏輯和動力，使其議論既合情又合理，達到了感情與「邏輯」的統一，在給人理性說服的同時又給人情緒的感染。
從標題來看，於幽默生動中給人深意。作者從馮乃超對自己的議論中抓出「醉眼」二字，乾脆再寫出「醉眼」 看見的創造社、太陽社等一批刊物的內容——朦朧。形象地指出他們在革命文學等問題的認識上實際不夠清楚的弱點。寓理於趣之中，蘊涵豐厚，意味深長。
在行文中，作者為避免文章呆板平淡，枯燥無味，儘量把一些抽象的思想形象化。在具體手法上，他善於調動多種修辭技巧，使抽象理論成為可以觸摸到的東西，而富於情感和趣味。例如，文章寫到：「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借用具體的「鐵錘和鐮刀」來代工農革命武裝力量，既含蓄又具深意。讀起來餘味暗蘊。
文章結尾一段將詩情化的議論推至高潮。作者總體歸納前面的意見，飽蘸着深沉的感情展望前景。議論而不作明確結論，卻只是用特定的藝術境界去喚起讀者對結論的想象、思考，給人以意在言外的無盡回味。[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