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地」》
《「死地」》是魯迅寫的一篇雜文。
（此文和作者其他文章《無花的薔薇之二》、《可慘與可笑》、《空談》等數篇文章都是針對三一八慘案而發。）
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僕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首先陳述一種觀點，這是作者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對此事的總體的觀感，正因為「成王敗寇」的歷史觀念的深刻影響，當權者才肆無忌憚的製造慘案，達到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②，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復甦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此段敘述三一八慘案後，「言論界」的反應，雖然不過是「空口的呼號」，但總算還有評論。）
目錄
原文及賞析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③，前去送死的（以上引出要評論和批駁的主要內容，照應文章題目「死地」）。倘以為徒手請願是送死，本國的政府門前是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④。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以上為對此的議論，徒手請願而且是在「本國的政府門前」卻成為了「死地」，如果這被民眾所普遍接受和認同的話，那麼中國人都會變成甘受奴役和欺凌的「奴子」，中國無處不成為死地。）。（此段為將「政府門前」看成「死地」的觀點進行分析議論，指出其邏輯的荒誕和可怕。）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為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為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為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的未經「死之恐怖」，即不容易為「死之恐怖」所懾，我以為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此段為分析三一八慘案製造者將「本國的政府門前」變成「死地」的目的，通過血腥手段製造恐怖，使民眾屈服於其淫威之下。並點明這種手段最終不會得逞。）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着，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此段強調用「請願」的方式來反抗和戰鬥是不可取的，這就是從三一八慘案中得到的教訓。後文對此進一步說明。）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此段是對上一段意思的進一步闡釋，認為社會的改良、民眾的解放都需要付出犧牲和代價，然而這種血的代價要有意義和價值。三一八慘案青年的血僅僅讓民眾認識到當權者的兇殘和其文人走狗的卑鄙無恥，可以說得不償失。）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⑤在我面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為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污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為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此段引用羅曼羅蘭的作品，從另一個角度來闡釋西方國家對生命的看法，為什麼覺得「死屍過於沉重」？就是因為其珍惜每個生命，把人的生命看成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而不是少數人謀私利的手段。後文為對此的進一步議論。）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裡，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裡，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此段和後兩段為對前一段內容的議論。「覺得死屍沉重的民族」即普遍認可和接受生命是最珍貴的理念的民族，對這樣的民族，「先烈」的「死」對其的巨大觸動將使其全體為此反思、為此抗爭，從而促進改革和發展。「不再覺得死屍沉重的民族」就是民眾全體都麻木不仁，覺得人命賤如螻蟻一般，任憑統治者欺凌殺戮，這種民族最終的結果也就是滅亡。）
中國的有志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指製造慘案的統治者和其走狗們），而且一併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知道死屍的沉重的」人們總是被「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屠殺，這就是當時中國的殘酷現實和悲劇所在。）
死地確乎已在前面。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此段總結全文，指出青年要覺悟，要珍惜生命，用更有效的方式去戰鬥。）
三月二十五日
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②言語道斷：佛家語。《瓔珞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言語道斷」，原意是不可言說，這裡表示悲憤到無話可說。
③死地：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在三月二十日的「時論」欄發表了林學衡的《為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誣衊愛國青年「激於意氣，挺（鋌）而走險，乃陷入奸人居間利用之彀中」，指責徐謙等「驅千百珍貴青年為孤注一擲……必欲置千百珍貴青年於死地」，同時該文還惡毒攻擊「共產派諸君故殺青年，希圖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報》又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胡說「純潔愛國之百數十青年即間接死於若輩（按即他所謂「群眾領袖」）之手」。
④「沒齒而無怨言」：語見《論語·憲問》。沒齒，終身之意。
⑤《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愛與死的搏鬥》，羅曼羅蘭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劇本之一，作於一九二四年。其中有這樣的情節：國約議會議員庫爾跋齊因反對羅伯斯庇爾捕殺丹東，在議會投票判決丹東死刑時，他放棄投票，並中途退出會場；同時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個被通緝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發。他的朋友政治委員會委員加爾來到他家，告以委員會要他公開宣布對被通緝者的態度；在他拒絕以後，加爾便給予兩張事先準備好的假名假姓的護照，勸他帶着妻子一同逃走，並告訴他已得到羅伯斯庇爾的默許。魯迅這裡所舉的就是加爾在這時候對庫爾跋齊所說的話。[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