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或彼生」》
原文
「此生或彼生」。
現在寫出這樣五個字來，問問讀者：是什麼意思?
倘使在《申報》上，見過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說 『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 『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為何如?……」的，那就也許能夠想到，這就是「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的意思。
否則，那回答恐怕就要遲疑。因為這五個字，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 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 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
文言比起白話來，有時的確字數少，然而那意義也比較的含胡。我們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們的智識，並且須仗我們已有的智識，給它註解，補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話之後，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徑就用白話，即使多寫了幾個字，但對於讀者，「其省力為何如」?
我就用主張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舉的文言的例子，證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注釋和賞析
【析】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魯迅雜文的戰法，常常一針見血，出奇制勝。《此生或彼生》雖然很短，但它卻尤如一柄鋒利的尖刀，刺中了復古派的要害。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言與白話(實質是新文化與舊文化)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林紓的「國粹派」失敗以後，先後就有胡先驌、梅光迪等人的 「學衡派」、章士釗的「甲寅派」等企圖復辟文言。「左聯」成立後，趁着文藝大眾化討論之際，復古派又夢想捲土重來。1934年5月，汪懋祖發表了 《學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一文，妄圖掀起所謂「文言復興運動」。汪的主張，立即受到了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的猛烈抨擊，因而使這股泛起的沉滓很快就沉了下去。作為這次鬥爭的成果，魯迅的雜文主要收在 《且介亭雜文》 集中; 在《花邊文學》集中的某些篇目，如《此生或彼生》、《正是時候》《算賬》等也是這次鬥爭的收穫。
《此生或彼生》最早見於1934年6月30日的《中華日報·動向》，是直接針對6月21日汪懋祖發表在《申報》上的《中小學文言運動》一文而寫的。魯迅沒有對文言的弊端作長篇剖析，僅以289字的精煉文字，敏銳而準確地抓住對方論據中文言的歧義問題 「反戈一擊，制強敵於死命」。①全文可分為兩大部分。首先引用汪的原文： 「例如說 『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 『此生或彼生』 即已明了，其省力為何如?」接着魯迅指出，這話「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那一個秀才 (生員); 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魯迅幾乎毫不費力地揭示了這句話由歧義所造成的語義混亂，「省力」恰恰是費力。這樣的文言究竟是優是劣呢?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魯迅便得出了以下結論，文言字數雖少，但意義「含糊」，白話多幾個字，卻是真正 「其省力為何如?」
魯迅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闡述得如此充分、深刻、有力，這體現了他雜文簡潔精煉的語言特色。而這一特色的形成又來自於他對問題本質的洞察。魯迅在論辯過程中，常常集中力量抓論敵的邏輯漏洞，使強敵在自相矛盾的窘態中陷入不攻自破的境地。這類作品還有《死所》等。毛澤東同志曾說： 「魯迅後期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②《此生或彼生》無可反駁的邏輯力量，正是因為辯證法的靈活運用。
這篇雜文雖然精短，但它是以魯迅深厚的學識修養為基礎的，特別是與他寫作中的認真構思、千錘百鍊分不開。「文章雖短，是絞了許多腦汁，把它鍛煉成極精銳的一擊; 又看過了許多書，這些購置參考書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來，是並不隨便的。」③正是豐富的知識和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鑄成了這篇短文強而有力的戰鬥風格;並在幽默輕鬆之中繳了論敵的械。[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