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
原文
我們如果到《文選》里去找詞彙⑦的時候，大概是可以遇着「文人相輕」這四個字的，拾來用用，似乎也還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⑧先生已經在《自由談》（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謂「文人相輕」者，是「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凡所指摘，僅限於製作的範圍。一切別的攻擊形體，籍貫，誣賴，造謠，以至施蟄存⑨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這樣的呀」，或魏金枝⑩先生式的「他的親戚也和我一樣了呀」之類，都不在內。倘把這些都作為曹丕所說的「文人相輕」，是混淆黑白，真理雖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壇的黑暗的。【此段分析「文人相輕」的來源，指出「文人相輕」的本意僅僅局限於文人在自己所擅長的文體上看不起其他文人的作品，只限於文學交流，無關乎作者品行。而當今的文壇卻將文人間的詆毀、造謠、謾罵等種種卑劣的行徑都歸到「文人相輕」里，實際上導致了正常的文藝評論也被看成「文人相輕」而遭到反對和攻擊，所以作者說「文人相輕」是混淆黑白，反而「增加了文壇的黑暗的」。此段點明「文人相輕」這種提法給文壇造成的負面影響。】
我們如果到《莊子》里去找詞彙，大概又可以遇着兩句寶貝的教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⑾，記住了來作危急之際的護身符，似乎也不失為漂亮。然而這是只可暫時口說，難以永遠實行的。喜歡引用這種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遠，更甚於叭兒之與老聃 ⑿，這裡不必說它了。就是莊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歷舉了別人的缺失，以他的「無是非」輕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嗎？⒀ 要不然，一部《莊子》，只要「今天天氣哈哈哈……」七個字就寫完了。【此段是對和「文人相輕」相對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進行分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源於莊子，意思是「這方有對有錯，彼方也有對有錯」，表達了一種超脫、達觀的觀點和境界，所以當文人被「相輕」之後，往往將其拿來反擊對方。然而作者指出，由於其無論何人，也無論其被「輕」的是否屬實，都可以拿來作為擋箭牌，所以「喜歡引用這種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遠，更甚於叭兒之與老聃」，所以此句話看似有理，實際上更容易成為掩蓋是非、混淆黑白的藉口。而且既然人與人之間看法、觀點存在差異，必然會導致「相輕」的結果，就連提出這個口號的莊子，也同樣是在「相輕」，所以「這是只可暫時口說，難以永遠實行的」。】
但我們現在所處的並非漢魏之際，也不必恰如那時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凡批評家的對於文人，或文人們的互相評論，各各「指其所短，揚其所長」固可，即「掩其所短，稱其所長」亦無不可【以上指出，對於文藝批評，就應點明其缺陷，發揚其長處，而不用考慮是否為「相輕」】。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長」，這一面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以上點明正確的文藝批評的基本條件就是一方面所批評的內容符合事實，另一方面批評方要出於公心而非私怨和正確的是非觀念】。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輕」這一個模模胡胡的惡名所嚇昏，對於充風流的富兒，裝古雅的惡少，銷淫書的癟三，無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說或不屑說，那麼，這是怎樣的批評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輕」不可的！【此段點明文人看待和處理「文人相輕」的正確的方式，也就是不要被「文人相輕」所嚇倒，不要受「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蠱惑，只要批評的內容符合事實，且出於公心，有明確的是非觀念，就要提倡和鼓勵文藝批評，否則不僅無利於作品的改進和文壇的發展，而且會縱容罪惡、混淆黑白，最後導致自己也會被廣大讀者所輕視和擯棄，被歷史所淘汰。】
【注釋】
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五月《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五號「文學論壇」欄，署名隼。
② 「文人無行」：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上刊有若谷的《惡癖》一文，文中把一些作家生活上的某些癖習都說成是「惡癖」，是「文人無行」的表現。參看《偽自由書·文人無文》及其備考。
③ 「京派和海派」：參看《花邊文學·「京派」與「海派」》和本書《「京派」和「海派」》及其注。
④ 「文人相輕」：一九三五年一月《論語》第五十七期刊載林語堂的《做文與做人》一文，把文藝界的論爭都說成是「文人相輕」。文中說：「文人好相輕，與女子互相評頭品足相同。……於是白話派罵文言派，文言派罵白話派，民族文學派罵普羅，普羅罵第三種人，大家爭營對壘，成群結黨，一槍一矛，街頭巷尾，報上屁股，互相臭罵……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於世。」
⑤ 「真理哭了」：此語出處未詳。
⑥ 「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語見朱熹《中庸》第十三章注文。
⑦ 到《文選》里去找詞彙：施蟄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申報·自由談》發表的《〈莊子〉與〈文選〉》一文中說，他所以推薦這兩部書，是因為「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彙。」
⑧ 曹聚仁：參看本卷第79頁注②。這裡提到他的文章，題目是《論「文人相輕」》，其中曾引用曹丕《典論論文》中的話。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曹操的次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廢漢獻帝而自立為帝，即魏文帝。他愛好文學，除詩作外，兼擅批評，所著《典論》五卷，已佚，其中《論文》一篇，收於《文選》卷五十二。
⑨ 施蟄存：參看本卷第4頁注③。一九三三年他在《大晚報》上向青年推薦《莊子》與《文選》，並說他正在讀佛經，受到魯迅批評。他在一些答辯文章中，說魯迅也曾捐資重刻《百喻經》，「玩木刻，考究版本，……以駢體文為白話書信作序」等。暗指魯迅「自己也是這樣的」。參看《准風月談》中《「感舊」以後（上）》《撲空》《答「兼示」》等文所附施蟄存各文。
⑩ 魏金枝：參看本卷第264頁注〔72〕。他在《文飯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發表的《再說「賣文」》中說，在一次宴會上，茅盾「問我為什麼到教會學校去教書。語意之間，似乎頗為不屑」，「但日子過得不多，……茅盾的一個親戚，想到我在教書的教會學校里來找事做了」。
⑾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語見《莊子·齊物論》。在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論爭中，施蟄存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發表《致黎烈文先生書》，聲稱「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捲入漩渦，所以我不再說什麼話了」，並在最後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無是非觀，庶幾免是非」。
⑿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時楚國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
⒀ 《莊子·天下篇》說：「墨翟、禽滑厘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又說：「宋鈃、尹文……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又說：「彭蒙之師……所言之韙（是），不免於非。」[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