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揩油」》
原文
「揩油」，是說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錢」，因為這是一種秘密;但也不是偷竊，因為在原則上，所取的實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說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謂之「舞弊」罷。然而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闊人，洋商的東西，而且所取又不過一點點，恰如從油水汪洋的處所，揩了一下，於人無損，於揩者卻有益的，並且也不失為損富濟貧的正道。設法向婦女調笑幾句，或乘機摸一下，也謂之「揩油」，這雖然不及對於金錢的名正言順，但無大損於被揩者則一也。
表現得最分明的是電車上的賣票人。純熟之後，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來的查票，眼光都練得像老鼠和老鷹的混合物一樣。付錢而不給票，客人本該索取的，然而很難索取，也很少見有人索取，因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同是中國人，當然有幫忙的義務，一索取，就變成幫助洋商了。這時候，不但賣票人要報你憎惡的眼光，連同車的客人也往往不免顯出以為你不識時務的臉色。
然而彼一時，此一時，如果三等客中有時偶缺一個銅元，你卻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車，這時他就不肯通融，變成洋商的忠僕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門丁，西崽之類閒談起來，他們大抵是憎惡洋鬼子的，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然而他們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這手段將更加展開，這品格將變成高尚，這行為將認為正當，這將算是國民的本領，和對於帝國主義的復仇。打開天窗說亮話，其實，所謂 「高等華人」也者，也何嘗逃得出這模子。
但是，也如「吃白相飯」朋友那樣，賣票人是還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錢而不給票來了，他就默然認罰，決不說沒有收過錢，將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注釋和賞析
30年代，在舊中國這塊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地上，滋生着一批包括「高等華人」在內的奴才。他們具有雙重性格，一方面充當豪家、富翁、闊人、洋商的鷹犬，唯主子之命是從;另一方面，他們有時候確也憎惡主子，那是因為主子不願多分奴才一杯羹。他們經常為此憤憤然，並在有限的範圍內弄些小花招去占主子的便宜，亦即上海人通常所說的 「揩油」。
魯迅對甘為奴才而洋洋得意這種病態的社會現象，素來是嫌惡的。在這篇雜感中，一開始就開門見山地指出： 「 『揩油』，是說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接着，對此進行了具體分析，把揩油與取回扣 (或取佣錢)、偷竊、分肥、舞弊相比較。
取回扣(或取佣錢)，就是商業上中間人向買方或賣方索取報酬。生意做成功，中間人從中斡旋出了力，應得一定的好處。這是公開的，甚至在商業合同上也寫清楚了的。從身份上說，中間人與賣買雙方是平等的。偷竊，那是一種犯罪行為，重大的偷竊會使受害者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受害者往往對竊賊恨之入骨，一旦發現，堅決要求繩之以法。分肥，是合伙人得利後，按照投資股數和出力大小，分享利益。舞弊，乃參與者隱蔽地搞小動作，欺瞞着其他合作者或上司私自得到好處。很顯然，作為奴才慣常使用的謀利方法——揩油，與上述各項均不相同。奴才的身份決定了他們不可能與主子分肥，或取回扣、取佣錢，他們也不敢明目張胆地舞弊乃至偷竊，於是便另找良法。
揩油，當然是不道德的行為，「但無大損於被揩者」，所以被揩者往往不知覺，即使知覺了也並不認真計較和報復。於是，奴才們對揩油、尤其對揩洋人的油也就心安理得了。魯迅不無幽默地諷刺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揩油「不失為損富濟貧的正道」。然而，奴才的心態是難以描狀的，他們為得以揩油而自喜，在同胞面前卻儼然是主子的「忠僕」，「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這，不能不激起魯迅的憤怒，他以尖銳、潑辣的文字寫道：「 『揩油』 的生活有福了。這手段將更加展開，這品格將變成高尚，這行為將認為正當，這將算是國民的本領，和對於帝國主義的復仇。」
「揩油」，在舊中國尤其是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是司空見慣的，人們對此種情況接觸既多，感覺和反應幾乎已經麻木了。如今魯迅卻對它專門評說，可見其於細微處見深遠的敏銳目光。他善於捕捉這類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形象，加以點染、聯想、剖析，使之格外鮮明，引人注意。
這篇雜感，自始至終圍繞着題旨「揩油」來寫，技巧嫻熟，筆法老辣。開篇即作斷語，在嘲諷之中點明「揩油」的特點。接着便以電車賣票人為例揭示奴才的雙重性格，並點及巡捕、門丁、西崽之類。然後又作評論，運用反語將諷刺、攻擊推向極致，矛頭掃向「高等華人」。最後筆鋒一轉，引導讀者沉思。
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曾談及自己的創作：「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痛擊。」※反語，在這篇雜感中使用得巧妙而突出。諸如稱揩油「不失為損富濟貧的正道」;賣票人收錢而不給票，卻很少有人索取，乃是「因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同是中國人，當然有幫忙的義務」;奴才們「多是愛國者」; 以及其他評論文字等皆是。反語的真正意思是在話的反面，表面肯定、讚美而實則否定、諷刺。由於運用反語，極大地增加了文章的形象性，從而能給讀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