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做人」的薛寶釵和「林妹妹」
道德評判上寶釵不如黛玉
要論詩詞水平的高下，林黛玉和薛寶釵很難說誰更高一些。比如寶釵的《螃蟹詠》，堪稱千古絕唱。她們的主要區別是詩歌觀念不同，詩歌風格迥異。由於黛玉在詩詞中傾注的是滿含血淚的真情，因此更加動人，一些名句也比較易於為讀者所記住。如果給她倆出詩集，那麼《林黛玉詩集》的銷路肯定比《薛寶釵詩集》好得多。當然啦，林黛玉也罷，薛寶釵也罷，她們的詩詞都是曹雪芹寫的，著作權可不能弄錯了。曹雪芹能夠把不同人物的詩詞寫得水平、風格都不一樣，而且還都暗示了她們各自的命運，真是奇蹟。普天下豈有第二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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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人」的薛寶釵和「林妹妹」
在賈府，連賈母的命根子寶玉和榮國府執掌大權的王熙鳳別人尚且「虎視眈眈」，別人對黛玉說個閒話什麼的就很自然了。而她由於父母雙亡，所以心理上特別容易受到傷害。這種脆弱心理必定愛生氣，多疑，不容易處理好與他人的關係，容易自我孤立。這是黛玉不如寶釵之處。
從性格上來說，黛玉是情感型、外向型的，率真;寶釵則是理智型、比較內向，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但是自清代以來，一直就有人認為寶釵奸詐虛偽。我覺得，這正是曹雪芹運用真真假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寫作手法的成功之處。有時候是咱們讀者自己誤讀，有時候可能是作者有意識地將讀者引入誤區，慢慢讓讀者自己再走出誤區，從而得到更多的審美情趣。王熙鳳對她的評論「不干己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常常被用來證明寶釵虛偽，會做人。寶釵在賈府是親戚，是客，所以她對賈府的事輕易不表示意見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封建道德規範的要求，並不虛偽。而在她姨媽王夫人讓她和探春、李紈共同管理大觀園時，薛寶釵接着探春的話侃侃而談，對那些負責承包的婆子、媳婦們指出，為什麼應當拿出一部分收入來與院子內外左鄰右舍們分享的道理，兩段話說了幾乎有1000字!如果說探春表現出一個大經濟學家的水準，提出了承包制(當然這是曹雪芹的思想，當時這種思想在西方也剛剛興起)，那麼薛寶釵就表現出一個大政治家的風度。她提出的主張，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在實行承包制這種財產再分配的情況下，如何照顧到左鄰右舍，保持大觀園下層社會的和諧。要論管理才幹，林黛玉就不如薛寶釵了，再說她也沒有興趣呀。要不是有紫鵑，恐怕她連瀟湘館都管不好。
薛寶釵在「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中抽到的詩簽「任是無情也動人」，她雖然有時無情，卻也有十分動人的一面，這不僅是指她美麗、博學、多才，還有其他一些優點。在群體中生活，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是一種很重要的修養與能力。薛寶釵的「會做人」，常常被認為是虛偽，我不認為是這樣。薛寶釵的悲劇恰恰在於她極其真誠地信奉封建禮教，並且也真誠地勸別人這樣做。她批評黛玉在行酒令時引用《牡丹亭》、《西廂記》的詞語，說什麼「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的倒好」等等，恰好證明她真誠。有些人是被迫作為犧牲，而薛寶釵是自覺地把自己放在祭壇上作為犧牲，這正是她的悲劇性的深刻所在。
黛玉和寶釵究竟誰優誰劣，除了對這兩個藝術形象作客觀的具體分析外，關鍵在於要考慮到藝術欣賞對象和生活對象兩個方面的區別。以不同的標準衡量，黛、釵各有短長。
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說，黛玉和寶釵都是非常成功的藝術形象，很難分出高下。「林妹妹」博得那麼多人的好感與同情，甚至成為某些長得美麗瘦弱、愛哭、愛耍點小脾氣少女的代名詞。不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薛寶釵形象的刻畫難度更大，因為她很難看清楚，說清楚，有更多的讓人反覆琢磨的東西。就像達·芬奇的那幅名畫《蒙娜麗莎》(又名「永恆的微笑」)一樣，蒙娜麗莎在笑麼?沒有。仔細看看，仿佛是在笑，有那麼一丁點兒笑意。是什麼樣的笑?冷笑?譏笑?惡毒的笑?還是發自內心快樂而有所克制的笑?每個不同教養，不同心情的人，會有大不一樣的看法，永遠不會有一個標準答案，也不需要。薛寶釵就屬於這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藝術形象。
從道德評價上來說，黛玉顯得格外清純、率真，對愛情追求的執着，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自覺，對封建禮教的某些反抗，都比寶釵強得多。寶釵最大的缺點就是有些冷酷無情，有點過於世故，封建意識濃厚，缺乏自我意識，她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釀成的。因此在道德評判上寶釵不如黛玉。[1]
曹雪芹
曹雪芹（約1715年5月28日—約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溪、芹圃，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作者，祖籍存在爭議（遼寧遼陽、河北豐潤或遼寧鐵嶺），出生於江寧（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顒之子（一說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於過度的憂傷和悲痛，臥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貧病無醫而逝。關於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