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主菜单

求真百科

来自 孔夫子旧书网 的图片

杨绍唐(1900  — 1969),二十世纪中国教会著名牧师。

牧师,新教[1]多数宗派中的主要教职人员。拉丁文作pastor(牧羊人)。《新约[2]》中以牧人喻耶稣,以羊群喻教徒,所以新教用牧师称呼主持教务和管理教徒的教牧人员。

目录

简介

杨绍唐于1900年生于山西省曲沃县杨家庄。由于山西民风保守、强悍,基督教直到十九世纪末才传入山西。1878年,山西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西方传教士前去赈灾之同时,也把基督福音带给当地人民。后经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们不懈的努力,终于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到平阳、洪洞和曲沃等地。杨绍唐的父母就是这些传教士所结的果子,成为曲沃地区最早期的基督徒。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排外反教的义和团之乱(亦称“庚子之乱”),山西省尤为激烈,共有42位西方传教士及其家属,以及数百位中国基督徒被杀害。杨绍唐父母幸免于难,杨绍唐即诞生在这血雨腥风的年代。

战后,清政府对中国内地会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做了赔偿,但内地会坚拒不受,反促英美等国政府退还赔款,并在英美教会中筹款,在山西境内建立起多所大、中、小学校和医院等,推广教育,以开民智。

杨绍唐从小就进入教会在其家乡所办的小学读书,1912年升入邻县洪洞基督教中学。当时该校校长是治学有方,信仰诚笃的英国传教士何清原(Rowland Hogben)。学校常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外出向民众布道,杨绍唐积极参与其中,在宣教方面得到很好的操练,为其日后的教牧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早在高中时代,杨绍唐就有志于将来成为一个牧师。1923年,他高中毕业后,就进入长老会在山东滕县所兴办的华北神学院(North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神学。在学期间(1923-25),适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基督教在中国受到很大的冲击与挑战。作为一个青年基督徒,杨绍唐也曾感到迷惑与彷徨,但他很快跳出理性的迷思,深深扎根于基督信仰,特别在1924年暑期华北神学院师生在江西牯岭举行的培灵退修会上,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部分——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赦罪等基要信仰,在生命中经历了属灵的更新,从而使信心更为坚固。

1925年,杨绍唐从华北神学院毕业后,回到山西曲沃牧养家乡教会。当时在曲沃一带有十三个教会,他以杨家庄为中心,为传福音不辞辛苦,四处来往奔波。他和内地会传教士配搭合作,使曲沃地区的教会得到稳步发展。

1926年,当“非基督教运动”演变成激烈的“反基督教运动”时,西方传教士纷纷撤离,或回国,或逃往沿海大城市避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教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峻的挑战。1928年,危机过后,中西传教士和教会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和推动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但绝非易事。杨绍唐却知难而上,坚持留在山西,与内地会同工合作,推行自治、自养、自传之路线,使这样的自立教会在山西境内逐步建立起来。杨绍唐的灵性造诣很深,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了解信徒的需要,讲解圣经深入浅出,老少妇孺皆能听懂,因此他深得信徒的喜欢。

三十年代中国教会大复兴之火也逐渐燃烧到山西。先是有内地会女传教士巴若兰(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由山东把复兴之火带回到曲沃。接著有计志文、宋尚节的伯特利巡回布道团于1933年4月来山西太原、平遥和洪洞等地布道,为这一地区的教会带来更大的复兴。杨绍唐所带领的曲沃教会深深得益于这次大复兴运动。

为建立起一个由中国信徒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杨绍唐可谓呕心沥血。面对教会各方面人手短缺的问题,他组成一个同工团队,在信心与爱心上互助互勉,首先在圣经上下功夫,接受装备与训练。然后他们结队外出到各地教会布道、培灵和牧养教会,以期提高领袖同工的素质,使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杨绍唐于1934年夏在山西候马买地建房,创立了“灵工团”。首批学员为20人,杨绍唐亲自带领、教导他们,一起研读圣经,学习度主内团契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杨绍唐所服事的那一带地区成为抗日主要战场。1938年,日军侵入山西曲沃后,杨绍唐所在教会先后收留过多位中国军队的伤兵,待伤愈后再为他们换上老百姓衣服送走。此事后被汉奸告密,当时曲沃县县长夫人是基督徒,得知此事后告诉杨绍唐,叫他赶快逃走。他只好带著全家人逃往绥远的萨拉齐,避难于当地教会中一年之久。期间他在萨拉齐开办查经班,为该地教会培养不少工人。战乱期间,许多难民涌入教会避难,他与英国内地会传教士一起帮助了许多难民。1939年,“灵工团”在候马的总部房屋尽被日军焚毁,“灵工团”被迫解散。

此后,杨绍唐不得不举家迁往太原,后天津,再北平。故在抗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平度过,并与王明道、宋尚节有亲密的交往。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绍唐原本计划返回山西家乡教会继续其牧养工作,但因国共之间内战爆发,山西地区烽火连天,他只好继续留在北平。

1946年,杨绍唐应南京黄泥冈泰东神学院院长张学恭的邀请,偕家南下,出任神学院教授之职。不久,应当地宣教之需,成立了黄泥冈教会,杨绍唐又担负起牧会之责。1948年时,杨绍唐亦曾接受邀请前往蒋介石及其政要聚会的教会凯歌堂证道。他引用圣经的话指责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劝听众向神悔改,离恶行善,以求神赦免。礼拜结束后,蒋介石走过来与他握手并对他说:“我们的确有很多罪,应当向神悔改,谢谢你今天的提醒!”

1948年,杨绍唐移居上海,任教于上海江湾神学院之同时,亦担任乌鲁木齐路教会的牧师。每逢寒暑假时,他还经常应邀到各地主领培灵、或奋兴布道会等,非常忙碌,但也深受广大信徒和青年学生的欢迎。

1949年,杨绍唐谢绝一些海外教牧朋友的邀请,坚持留在国内。他说:“主交给我的羊群,作为牧人绝不能撇下羊群而他去,我应当在此危难之时留在国内”。1949年后,杨绍唐在南京、上海继续从事教学和牧会工作。不久,“三自革新运动”发起,他所领导的乌鲁木齐路教会加入其中,他自己也成为全国基督教“三自”的委员之一。但在1952年的“控诉运动”中,杨绍唐受到控诉,被污蔑为“不拿美金的走狗,比拿美金的更具迷惑力”,并于“控诉运动”后被驱逐出南京黄泥岗教会。

杨绍唐回到上海乌鲁木齐路教会继续被容许讲道,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中,再次遭到残酷无情的控诉与斗争,并被内定为右派。此后他被勒令停止讲道,并接受监督改造。1964年他回家探望教会,还被当地民兵押送返沪,那时他已患有冠心病。“文革”开始后,他又被定为“反革命”,交与群众监督劳动,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经常被批斗、抄家和关押,身心灵都受到很大摧残,但他从未放弃过信仰。

1969年春节过后,由于寒流,弄堂的地面结冰,杨绍唐被勒令出去除冰。正当他弯腰除冰时,因心脏病突发,栽倒在地,溘然长逝,年69岁。逝世后,其子女遵嘱将其安葬在山西曲沃家乡,墓碑上书:“神的忠仆杨绍唐牧师”。

杨绍唐除长于牧会与讲道外,也优于文字事工。他遗留于后世的著作有《神的工人》、《得胜与得赏》、《教会工人》和《教会路线》等书,流行于海内外,影响与惠及信徒无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