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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世讀音為yòng shì，漢語詞語，指歷世，見用於世，為世所用。例句有「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 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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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世與行道

人們說起孔子和儒家，最先提到的可能便是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用世精神，但更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里所透露出的怡然自得。這二者間有矛盾衝突嗎？

錢穆說「在孔子之意，出仕為政，乃所以行道。其他一切人事亦皆所以行道。家事亦猶國事，果使出仕為政而不獲行道，則轉不如居家孝友猶得行道之為愈。」「孔子自言，十有五而志於學，即是有志學此道。三十而立，即能立身此道。又言四十而不惑，即是志於此道不復有所惑。世事之是非得失，吾身之出處進退，聲名愈聞，則交涉愈廣，情況愈複雜，而關係亦愈大，在孔子則是見道愈明，而守道愈篤，故不汲汲於求出仕也。」用世是手段，其最終目的還在於行道。「孔子嘗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隱者。然世事終須有人擔當，不得人人皆隱。」既要擔當，但同時「外面現實政治之種種糾紛皆可置為後圖，不急考慮，首先當求己心所安。」

孔子所要行之道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最終還落回了自己身上？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心以及人為恕。忠恕即己心之德。孔子教導兒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正因為「詩教所重在每一人之內心情感，禮則重在人群相處相接之外在規範。孔子之教，心與事相融，內與外相洽，內心外事合成一體，而人道於此始盡。」 而孔子不言性與天道，也在於「性自天賦，德由己立，苟己德不立，即無以明此性，非己德亦無以行人道。人道不行，斯天道亦無由見。故孔子只言己德與人道，而性與天道則為其弟子所少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是孔子之道的核心，何謂「仁」，兩字以蔽之，「愛人」；如何「仁」，四字以蔽之，「推己及人」。（這是我現在不成熟的理解和概括）這裡沒有任何的清規戒律，也無需什麼慧根修行，真是「我欲仁，斯仁至矣」。

「聖人雖高出於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達於聖人之境，乃始為聖人之大仁大智。」孔子之偉大，大約正在於指示出了一條人人可以至聖的道路。

引證解釋

1、猶歷世。

《晏子春秋·雜下二八》：「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 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

2、見用於世，為世所用。

唐 戴叔倫 《寄孟郊》詩：「用世空悲聞道淺，入山偏喜識僧多。」

宋 蘇軾 《篆般若心經贊》：「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

明劉元卿《賢奕編·官政》：「亦使士大夫識得行記己用世規模，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

清魏源《默觚上·學篇十二》：「使孟子而用世，必用楊墨，不用儀秦也。」

儒家用世思想

積極用世 儒家講的「用世」，是指「修齊治平」，就是說你對這個世界要有所擔當，「修齊治平」是儒家思想和精神的別稱。積極用世是一種對人生對社會的態度。它是積極的，主動的，對工作，對生活不說永遠充滿激情，至少是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盡力而為。人的一生，凡事只要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人的能力確實有大有小，盡力，只要盡了力，你就可以無怨無悔，沒有遺憾了。

用世和出世 用世和出世，是古代士人對待現實社會的兩種不同的態度。

春秋末期，社會動亂，舊秩序破壞了，新秩序還沒有建立，許多士人的理想破滅，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厭棄上層社會的黑暗和腐敗，無力改變現實，又不肯同流合污，採取潔身自好的態度，隱逸山林，或陷于田間自耕而食。這些人被稱為隱士。他們和佛教傳入中國後的和尚「出家」不同，他們有家庭，有妻子親情，可以吃肉喝酒，只是避開政治和世俗名利紛爭，所以稱之為「出世」。還有一些人，積極地踏入社會，面對現實，或者從其中牟取個人的名利、富貴，或者希望能出來治理國家，改造社會。對這些人，我們稱之為「入世」。入世者又各有不同。孔子是「入世」的，他屬於以自己的知識和才能來治理國家、造福社會的那一類人。對這一類人，稱之為「用世」。

孔子說明了出世和用世的根本區別：出世者只為個人着想，用世者則是履行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

孔子「用世」 孔子是積極「入世」的，他有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治國方略，一生都在期望並爭取用世。

《論語》中有這樣的記述：「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章）（譯文）孔子說：假如有人用我來治理國家，到一年頭上就差不多了，三年可以有成效。

在孔子時代，沒有民主選舉，也沒有革命運動，要從政，必須由國君任用。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尤其是對政策法令進行重大的改革，沒有相應的政權力量，是根本無法啟動的。因此，孔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期望有人任用他來治理國家，實現他的用世理想。

儘管孔子積極爭取能夠「用世」，現實並不給他機會。他周遊列國十四年，即使那些召請他乃至熱情接待他的國君、重臣，也沒有人真正接納他的治國方案，不讓他治理國家。

在政治清明的時代，為國家服務，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來「用世」，施展治國平天下的抱負。而在政治昏暗之時，卻要明哲保身，安貧樂道。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不在政治昏暗時做官而同流合污，既保持自身清白的名節，又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他讚揚衛國大夫寧武子的「智」和「愚」，「愚」就是鄭板橋所說的「難得糊塗」：「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這樣的「愚」，是裝糊塗，在大的方面說，就是「韜晦」。

「明哲保身」並不是「出世」，它的前提是堅持信仰，保全志節，在任何情況下不做壞事，不同流合污，其目的不是苟全性命，頤養天年，而是留有用之身，做有用之事，繼續充實自己以待來日。孔子晚年所做的就是這樣，他從事教學和整理文獻，為社會培育人才，傳承民族優秀文化，也傳播自己的思想學說，目的仍是改造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