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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

梁济(清末官员、学者),(1858年-1918年11月14日)清末官员、学者。字巨川,一字孟匡,别号桂岭劳人,以字行,广西桂林人,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之父。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清亡后投水自尽。

生平简介

其父梁承光,剿捻军于山西,卒官山西。梁济八岁时随母从山西返回北京,嫡母刘氏寒灯授业。光绪四年,任愿学堂义塾教师。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清末任内阁中书(四品)官职,十余年不迁。1906年调京师巡警厅任教养局总办委员。民国之后,曾在民政部供职。避居城北隅彭氏宅,绰号“梁疯子”。1918年9月27日,写《敬告世人书》,11月8日,60岁生日前夕投积水潭(北京静业湖)自尽,有遗书万余言,强调“弟今日本无死之必要也。然国家改组,是极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视为无责。”“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去年已决心,今年不复听卖菱角声,不吃西瓜矣”,信中还给徐世昌总统上书五条,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谥贞端。梁漱溟兄弟编印其父遗著《桂林梁先生遗书》印成六卷,共计四册,分送给公共阅览机关和他们的好友。1969年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再次出版,并收录于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中。1989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也收录了这一著作。

清史文载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荫、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师巡警招理教养局,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补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死,时十月初七日也。遗书万余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

人物轶事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自杀影响

徐志摩评述道:“它的起源与所能发生的效果,决不是我们常识所能测量,更不是什么社会的或是科学的评价标准所能批判的。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梁启超也在听到梁济的死讯后深感惋惜。他写道:“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并世有此人,在我乃不获一见……《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在大。”同时他还叮瞩梁漱溟在“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感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救天下溺……”“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故不死也”。

陶孟和尽管尤为佩服于梁济“坚强不屈的性格、谨慎廉洁的操行、忠于妻友的热诚”,但他认为:“在现在一切事物都商业化的时代里,竟有巨川先生这样的人,实在是稀有的现象。我虽然十分的敬重巨川先生,我虽然希望自己还有旁人都能像巨川先生那样的律己,对于父母、家庭、朋友、国家或主义那样的忠诚,但是我总觉得自杀不应该是他老先生所采的办法”。

陈独秀从传统的角度赞扬了梁济。他认为“梁先生自杀的宗旨,……是想用对清殉节的精神,来倡导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坠落”。因此他不赞成梁济是“单纯殉了清朝”。同时他明确指出:新时代的人们不必学其舍生取义的做法,但应有他那种救济社会坠落的勇气和真诚纯洁的精神。

当时刚刚丧父的胡适亦强调公众要从梁济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新知识新思想可以源源进来”。 李大钊亦在《北京的“华严”》一文中表达了对事态的高度关注,并指出:“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比那些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

傅斯年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中尽管将梁济和辜鸿铭、张勋并列为守旧的象征,但文章同时也指出:“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有主义好。就是他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使舵好。”[1]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