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轩(工艺美术品)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古月轩(工艺美术品)是指一种清代(公元1644~1911年)的工艺美术品。"古月轩"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3年),它以珐琅彩在玻璃胎上施以彩绘,经高温烧制而成。过去因其工艺难度极高,所以只在皇家御窑中制做极小的器具,如鼻烟壶、烟碟等。[1]
古月轩鼻烟壶
“古月轩”鼻烟壶,其样式、画工、选材等方面凝聚了中华民族各种工艺的精华。不仅精于绘画,而且也很注重题句。“古月轩”鼻烟壶的稀缺性和极高的艺术造诣,使得清代后期社会上仿制“古月轩”彩绘鼻烟壶之风越演越烈。
2000年5月天津蓝天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主持的天津文物公司春季展销会上,一件清乾隆年间古月轩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以242万元的天价拍卖成交,改写了当时内地鼻烟壶拍卖纪录。不过有关专家表示,由于历史的因素,在内地的古董收藏市场,“古月轩”鼻烟壶珍品稀少,但是赝品众多,给投资者造成一种错觉。所以建议投资者,先了解再下手,以此来指导自己的投资。
简介
瓷器装饰技法的一种。又称“瓷胎画珐琅”,后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薇彩”。使用外来颜料,色种多,色彩控制准确;画面有立体感,工巧精细、富丽堂皇。盛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专充“内廷秘玩”。康熙时多在素烧过的瓷胎上,以黄、蓝、红、豆绿、绛紫等色作地用双勾法仿铜胎珐琅形式描绘花纹;雍正时和五彩技法结合,多在白瓷器上彩绘;乾隆时仿西洋油画作画,画面人物题材增多。
"古月轩"的烧制难点主要在于釉色温度和料胎的熔点几乎是一致的,这就要求匠师严格掌握炉温和料胎薄厚。而且一件"古月轩"成品要经过数次着色,反复彩烧,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古月轩"成品工艺精良、图案别致、多配以两句或四句小诗,器物上还有"古月轩"三字款式和烧制年代。它集诗、书、画于一体,堪称清代工艺品中的佳作,至今仍受到人们的青睐。 过去对"古月轩"一词的来源有三种解释。一说清代乾隆皇帝(公元1736~1796年在位)时,有轩名"古月轩";另说"古月轩"是一位胡姓匠师所制作的精美料器,后来被皇家官窑加以模仿;还有一说认为从未有过"古月轩"料器,而是出自古玩商的臆造。近年来更有人提出瓷胎画珐琅即"古月轩"的新说。但这些说法均缺乏确切的理论和实物依据,不可轻信。"古月轩"至今仍是文物、博物馆和工艺美术界难以诠释谜团。
名称由来
鼻烟壶协会会员董重里先生介绍,根据中国台湾“故宫”出版的《故宫鼻烟壶》一书所述内容,“古月轩”三字其实是当时雍正、乾隆二朝的内务府主事海望的得意之作。 雍正朝珐琅彩器已经出现,并属官窑制品,而雍正帝却没有想好此类珐琅彩器如何命名落款,于是就将落款之事交给了当时的内务府主事海望办理。珐琅彩本身烧制就已难度极大,稍有不慎就会自然炸裂,一个带着官窑款的物件在皇上手中把玩的时候自然出现裂纹,自然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就是皇帝想发火也无从下手,所以雍正帝才想另起一名,代替官窑款。此款既要体现皇家气派,又要表现器物之美,虽然此事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也极为伤脑筋,所以才将命名落款之事交与内务府主事海望。而“古月轩”正是海望在圆明园之中观月赏景之时的奇思妙想,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发现“古月轩”其实是海望一语双关,“古月”是海望巧妙地将自己名字寄于其中。
相关谜团
习惯上将彩绘精细入微、画面多配以诗、印,并有料书乾隆帝年号款的珐琅彩瓷称为“古月轩”瓷。“古月轩”指何物,在清末已众说纷纭了,今人更是无据可依。 清末《饮流斋说瓷》说:“古月轩凡三说:一谓古月属于乾隆之轩名,画工为金成字旭映者也;一谓古月轩系胡姓人,精画料器,而乾隆御制仿之也;一谓古月为清帝轩名,不专属乾隆,历代精制之品,均藏于是轩也。三说者,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而清宫内府其实并无“古月轩”,各种传说显系讹传。传世有署“古月轩”红款之鼻烟壶,均系伪品。
而到了民国时期,著名的古玩商人赵汝珍在其专著《古玩指南》一书中,根据自身条件详细研究,并且总结前人之说,确定“古月轩”就是珐琅釉及珐琅彩之瓷或料器也。同时,他也认为“古月轩”之瓷器、料器康熙之时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古月轩”之款却在乾隆时出现,故“古月轩”主人,是乾隆时人也。
但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古月轩”是宫廷里退休返家的师傅,在回家后自己开设的小窑烧制。更有说“古月轩”纯属晚清民间子虚乌有的传说,并无真正来历。
以上说法有的完全错,有的不全面。据实物和史料,可以断定“古月轩”不是乾隆或清代所有皇帝的佚名。“古月轩”也不是某位胡姓工匠把姓一分为二,即使真的有某位工匠制作料器或瓷器相当精美,大清皇帝也不会把他的轩号移植到宫里。
辨伪
康、雍、干三朝的珐琅彩瓷和后世仿制的珐琅彩瓷,有着不少共同点和区别,如何区分其真假呢?笔者认为,传统的鉴定方法依然是最有效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看胎体
作为清宫头等名品,负责制作素瓷的景德镇御器厂有责任把最精良的半成品运往北京内务府造办处绘彩加工。据所见,康、雍、干三朝无论哪一朝的珐琅彩瓷,胎体质量均十分高,胎骨细密平整,露胎的底足均十分细洁,尤以雍正器最为细滑。康熙器胎体比后两朝器稍厚,总之,真品胎体厚薄适度,与其它品种(如彩瓷)无多大区别,重量也适中,不轻不重。后仿器胎体一般也力求平整均匀,那些按严格要求仿制的作品甚至连重量也相同(但烧造后可能出现误差),许多仿品制胎不讲究,不是胎体过厚过重就是过薄过轻,尤以后者为多。有的可看出釉下的胎面不够光滑均匀,从足底看绝大多数胎质较疏松。在鉴定中,我们可以寻找光绪、民国的精细瓷器作对照,仿品常与之有共同点。
二看釉色 康熙器和雍、干器的色地器,通常以红、蓝、绿等色彩作器表釉面装饰,这种色地器器表低温,色釉的施绘通常十分均匀,一气呵成。后仿的色地器常色调浓淡不一,有的涂抹痕明显,有的色泽晦暗;真品白地器和色地器未施低温釉的部会,均为细润洁白的白釉,釉色十分滋润,光泽平和,不刺眼。仿品多釉层稀薄,色虽白但显得苍白的,光泽多有刺目感。但应警惕那些色釉或白釉色泽晦暗或旧气十足的作品。一般说,作伪者不会对这种名品进行成色上的仿旧,因为珐琅彩瓷均保持着一定的鲜艳色泽,除非是在旧瓷上加绘珐琅彩(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以明瓷画彩器)。三看造型
清三代珐琅彩多为盘、碗、盉、碟和瓶类造型,几无其它形制。这些造型作品均已见于各种图录,可按图索骥。如发现造型不符者应引起注意,但造型相同者未必就是真品,清瓷的造型变化往往十分细微,有时无法从图录中判明,如上海博物馆所藏乾隆珐琅彩鹌鹑图瓶早已被大量复制过。造型虽相同,但所绘者是粉彩,不谙鉴赏者往往以此为真品,理由是造型相同。因而我们不能把造
型作为主要依据。当然,不少晚清、民国伪作不按照原作予以仿制,仅在款识上反映出来,其造型同真品大相径庭,一见便知是清末民初的仿品。
四看彩绘
康雍乾珐琅彩料通常经皇家严格把关,康熙器全用进口彩料,加入所谓“多尔门油”作绘画润滑剂,雍正时,国产珐琅彩料试制成功,不少用国产料绘制的作品质量也很高。从传世康雍乾珐琅彩作品看,彩绘工细,色泽艳丽,光亮透明,晶莹润泽,有一种玻璃质感,富有层次。后仿者着彩通常稍晦暗,色彩层次感差,光泽度、透明度均不及真品,有的彩绘过于浅淡,有的过分浓厚,手摸有过分的凸起感。有的则厚薄不均。而且,光绪、民国所仿作品,用彩多有不同,除少数接近清三代真品珐琅彩外,许多仿品用粉彩料,大致有三种:1、类似康、雍、干粉彩的彩料。2、清末民初的“重工粉彩”,彩料浓厚如堆脂。3、浅绛粉彩(近代兴起的粉彩)。这三种粉彩效果不同,均不属典型的仿珐琅彩,但常被人当做珐琅彩,遇到这样的作品,应与清末民初粉彩多对照。
五看画风
康熙珐琅彩多图案化,以花卉为主。雍正时开始走向绘画化,山水、人物、花鸟均有。同时,皇家延聘宫廷如意馆画师创作画稿,指定画珐琅高手绘彩。许多雍、干彩器诗书画三绝并存,艺术格调极高,因而从画风上可见其精神,后仿者往往不能得其神髓,笔调生硬,线条松散,纹样呆板,毫无生气。
六看款识
康、雍、干彩瓷的落款,对人们判断是否珐琅彩具有重要作用。有时一件器物虽分究竟是为粉彩还是珐琅彩,但如果底有料款,就基本清楚了。同样,要判断一件作品真假,落款也显得举足轻重。康熙器底部,基本上都是红或蓝两种外粗内细双方栏四字宋体款“康熙御制”(紫砂器多黄彩款),后仿款字体竭力摹仿真品,但真品字体略扁,结构工整,点划顿撇捺笔路分明,仿款字体略瘦,撇捺做作,欠功力。雍正器款比前复杂,绝大多数为双方栏蓝料内粗外细四字宋体款“雍正年制”,也有双方栏(粗细相等)款。另有一种无方栏四字款,均为蓝料款,还有一种青花双圈六字款(这类款器更要注意后加彩)。后仿者有相同格式款识作品,有的书红款,也有书“雍正御制”者。以第一种蓝料款为最多,有的外方栏线浓淡不均,“雍正年制”四字大小不一,看似工整,但软弱无力,按原款照描的痕迹明显。乾隆款依然以蓝彩双方栏外粗内细四字宋体款为主。但除了与上述几种雍正款相似者外,还有篆款,偶亦见黄款。有些仿款基本能达到真切效果,但有的则违反常规。值得警惕的是,凡是书雍正、乾隆款的红款器多为仿品。蓝彩四字款的仿制特征与雍正款相似,有的更差,上述两种雍乾蓝料字体,与民国仿“洪宪年制”四字款相比有相似之处,有时可以此参考。 还应注意的是,凡落“古月轩”款的制品均为清末民初赝品。凡器身题写“郎世宁制”款识底书雍正乾隆官款者,也均应为民国仿制。因为至今未见一件书“古月轩”或“郎世宁制”的瓷器作品为真品。
古月轩受骗故事
大收藏家受骗“古月轩”
康熙、雍正、乾隆官窑珐琅彩瓷器乃国之瑰宝,早已驰名世界。而在清末和民国时代,珐琅彩瓷器给人以神秘感,它有个俗名叫“古月轩”。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后,清代官窑瓷器才逐渐流入民间。在此之前,不用说古月轩,就是一般官窑瓷器民间也不准有。民国十年前后,琉璃厂的古玩商在古物陈列所第一次见到官窑珐琅彩。与此同时,延清堂、荣兴祥才搜集到古月轩盘、碗一两件。
清末民初北京著名陶瓷文物收藏家沈吉甫,从光绪二十六年收集到民国二十年,31年的时间,珍藏名贵古瓷千余件,仅有一件乾隆官窑珐琅彩画松竹梅的小梅瓶,因为是红字款,当时认为是件“撂跤货”,够不上真正的古月轩。
“九·一八事变”时,沈吉甫年近古稀,他深怕自己的万贯家财难保,便把北平的全部财产都卖掉,在天津英租界买了幢小楼,隐居下来,钱财存入外国银行,才甚感安全保险。
买到“古月轩”
19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沈吉甫散步回来吃早点,女仆见他的神态安详,走过来跟他说:“老爷子!我有位同乡拿来件古玩瓷器,请您给看看。您今天精神儿好,给他看看吧!”
女仆双手捧着黄色包袱走进屋来,打开包袱露出锦匣,从锦匣软囊中取出件约28厘米高的珐琅彩蒜头瓶,递给沈吉甫。沈吉甫戴上花镜仔细观看,瓶上画着蝶恋花。两朵怒放、两朵半放、一朵含苞的牡丹;一只蝴蝶向上飞翔,一只蝴蝶俯冲飞向花蕊。牡丹的花瓣层次分明,花间的蝴蝶像活的一样,周围的绿叶茂密似飘动,正、反、侧、斜姿态各异。从画面上看,似是出自“如意馆”供奉之纸绢画稿。珐琅彩这具有特色的彩绘艺术,引起了沈吉甫的兴趣。再看瓷釉,晶莹精致,瓷胎滑腻。后看款识,介乎宋体和楷书“乾隆年制”四字蓝色料款;款外有蓝色二层方格,外粗内细,外方格四角是折角。是乾隆珐琅彩瓷器的款识规格,釉色彩色细腻艳丽无比。
沈吉甫摘下花镜,沉默片刻,问道:“你那本家兄弟从哪里拿来的这件瓶子?”
“这是他们官长的东西,还是成对的,有几对。今天只拿了一件来。队伍快要开拔了,他们的长官看不懂,想求您给鉴定真假。”
沈吉甫看了一件珐琅彩瓶子,勾起了他喜爱官窑瓷器的癖好,他立即说:“你让他们都拿来我看看。”
一个星期过后,坐着汽车来了位军官装束的人,带来一对玉壶春,一对橄榄瓶,请沈吉甫鉴赏。
乾隆官窑珐琅彩玉壶春瓶高约27.5厘米,珐琅彩绘图案为“百花呈瑞”。中间绘牡丹,周围绘菊花、牵牛花等各种花卉,百花齐放,鲜艳异常,细腻而逼真。乾隆宫窑珐琅彩橄榄瓶高约26.5厘米,珐琅彩绘图案为“岁寒三友”松竹梅。大片青翠,微红点缀,别具韵味,配有书法精美的五言诗和胭脂水色“君子”二字的朱文印章,这对橄榄瓶的造型和图案美妙飘逸,诗情画意,耐人寻味,是制瓷工艺与书、诗、画结合的艺术珍品。
沈吉甫欣赏这两对瓷瓶,爱不释手,连声说:“好!好!是古月轩。”军官开口说:“这是我们长官的东西。军人只知打仗,不懂古玩瓷器。我们长官说,沈先生如看好了,请他珍藏。军队开拔带着不方便。”沈吉甫笑了说:“我不收藏古玩了,但见了好东西还爱看。”军官说:“您爱看,东西放在府上,您尽量欣赏。过些日子我们长官来,同您面谈。”
八万元听声“响儿”
这位军官没过五天,带来另一位军官拜会沈吉甫。他们相互寒暄客套一番。沈吉甫问:“你们今天到我这里来,是不是想把三对瓷瓶取走?请转告司令,他让我开了眼,敝人深表谢意。”军官说:“不然,司令不想把这些东西带回太原,更不愿露出风声,引起南京方面的事端。咱们秘密交易,说哪里算哪里。”说来说去,沈吉甫愿出十万元,但要十天后交款。两位军官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令下如山倒。命令一下我们就撤走,恐怕等不了十天。”沈吉甫主动提出:“三天为限。”
军官走后,沈吉甫马上写信,约请北平琉璃厂铭珍斋经理韩敬斋和延清堂的二师兄安溪亭,来津观赏古月轩。这两位是一老一少鉴定官窑瓷器眼力最好的古董商,也是沈吉甫信得过的老朋友。
第五天沈吉甫付过款后,他们二人才来到天津英租界沈吉甫的家。年长的韩敬斋看了这三对珐琅彩瓶,直咂嘴说不出话来,“呵、呵”两声,表示惊讶和疑惑;年轻的安溪亭看完东西只说:“好!好!”看看沈吉甫就不再说什么了。他们俩都看出了是民国初年的仿制品,但不敢直说,怕把沈老气出毛病来。两人哼呵几句开始聊别的,不评论眼前摆着的瓷器,却说起今天天气好。沈吉甫心里也明白了,也就不请他们给这些瓷瓶下结论了,彼此是心照不宣。
朋友走后,沈吉甫取出放大镜,细细观察珐琅彩蒜头瓶。看出这瓶子的胎釉虽然洁白匀净,但不够精细、密度低,釉面有细小棕眼;胎骨薄手头轻,拿起来发飘,胎质不够坚密细腻;彩质不够精细,彩层较厚,彩面光泽欠活,颜色浓而过艳。彩色与绘画联系起来看,笔法呆板,不似纸绢画气,没有多种彩色重叠地反复地皱、擦、点、染的“院画”的绘画特点。看完他将放大镜放下,越寻思火气越大,盛怒之下,“啪嚓”一声,把瓶子摔得粉碎,手拍桌子大声喊仆人:“马上把那个军官给我找来!”
二位军官来了,沈吉甫要求退货。军官说:“您先赔瓶子,我们再退给您钱。”沈吉甫听这话觉得有点讹人,便说:“你退给我钱,我就赔你。”双方争持不下,沈吉甫问:“我得赔你们多少钱?”军官说:“那是其中最好的一件,不止值十万!”沈吉甫说:“这不是退了货,我还得给你们添钱吗?!我这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我去见你们司令!”“司令早回太原了。就是他在天津您也见不到。这点小事我们弟兄代他办了。有话您跟我们说,在这里或到司令部去都行。”沈吉甫怕惹出娄子,进了天津警备司令部,岂不是进了虎口!?最后军官同意退回二万元,并取走了其它的几件瓷器,沈吉甫花了八万元,只买声“响儿”听。
沈吉甫受讹骗之后,甚觉天津租界地不安全,仆人也不可靠。不久,他返回故里宁波。抗日战火燃起后,他到上海居住,不同古玩商交往。最后老死在沪上。